自述与回忆
◎ 观世与处世
天下之致赜者莫过于人事，疑若不可以前知。然人事有初中后三际（借用摩尼教语），犹物状有线面体诸形。其演嬗先后之间，即不为确定之因果，亦必生相互之关系。故以观空者而观时，天下人事之变，遂无一不为当然而非偶然。既为当然，则因有可以前知之理也。此诗之作，在旧朝德宗景皇帝庚子辛丑之岁，盖今日神州之世局，三十年前已成定而不可移易。当时中智之士莫不惴惴然睹大祸之将届，况先生为一代儒林宗硕，湛思而通识之人，值其气机触会，探演微隐以示来者，宜所言多中，复何奇之有焉！
尝与平伯言：“吾徒今日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其所遭遇，在此诗第二第六首之间，至第七首所言，则邈不可期，未能留命以相待，亦姑诵之玩之，譬诸遥望海上神山，虽不可即，但知来日尚有此一境者，未始不可以少纾忧生之念。然而其用心苦矣。”
《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寒柳》
自戊戌政变后十余年，而中国始开国会，其纷乱妄谬，为天下指笑，新会所尝目睹，亦助当政者发令而解散之矣。自新会殁，又十余年，中日战起。九县三精，
回雾塞，而所谓民主政治之论，复甚嚣尘上。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是以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迫于事势，噤不得发。因读此传，略书数语，付稚女美延藏之。美延当知乃翁此时悲往事，思来者，其忧伤苦痛，不仅如陆务观所云，以元祐党家话贞元朝士之感已也。
《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寒柳》
孔子尝为委吏乘田，而其事均治，抱关击柝者流，孟子亦盛称之。又如顾亭林，生平极善经商，以致富。凡此皆谋生之正道。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以外，另求谋生之地。经商最妙，Honest means of living（按：谋生之正道）
。若作官以及作教员等，决不能用我所学，只能随人敷衍，自侪于高等流氓，误己误人，问心不安。
吴宓日记1919年9月8日
◎ 著述与准备
……寅恪童时读庾信《哀江南赋序》云……深有感于其言。后稍长偶读宋贤《涑水记闻》及《老学庵笔记》二书，遂欲取为模楷，从事著述。
《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寒柳》
弟居清华两年之经验，则教书与著书，两者殊难并行……至于所授之课，如自己十分有把握者，则重说一番，如演放留声机器，甚觉无兴趣；如新发现之材料，则尚多阙疑之处，对人高谈阔论，亦于心不安。且须片段预备功夫，无专治一事一气呵成之乐。
1929年6月21日致傅斯年、罗家伦函，《五四飞鸿》
弟廿年来所拟著述而未成之稿，悉在安南遗失。中有《蒙古源流注》，系依据其蒙满文诸本，并参稽其所出之西藏原书《四库提要》所谓“咖喇卜经”等者，考订其得失。与沈乙庵书大异。后闻伯希和在库伦获《元秘史》元本，故欲俟其刊布，再有所增删。用力虽勤而原书价值颇不高，今稿既失去，亦不复谈论此事矣。
又有《世说新书［语］
注》，主旨在考释魏晋清谈及纠补刘注之疏失。
又有《五代史记注》，其体裁与彭、刘旧注不同，宗趣亦别，意在考释永叔议论之根据，北宋思想史之一片断也。
又凡佛教经典之存于梵文者，与藏译及中译合校，凡译匠之得失，元本之为何（今梵本亦非尽善本，有不及译本所依据者。又其所据之本，亦有与今不同者。其异同得失，皆略能窥知）列于校记。今虽失去，将来必有为之者。又钢和泰逝后，弟复苦其繁琐，亦不敢涉及此事。但有巴利文《长老尼诗偈》一部，中文无全译本，间散见于《阿含经》。钢君不甚精巴利文，在北平时未与详校。弟前居柏林时，从德名家受读，颇喜妇人入道之时［诗？
］，哀而不怨，深契《诗经》之旨。然俱是西历纪元前作品，尤为可贵。欲集中文旧译并补译及解释其诗，亦俱失去。
所余者仅不经意之石印《旧唐书》及《通典》二种，置于别筐，故幸存。于书眉之上，略有批注。前岁在昆明，即依《通典》批注，草成《隋唐制度渊源论》，已付商务书馆刊印。……去岁居港，又取《旧唐书》上之批注，草成《唐代政治史》一书。此次冒险携出，急欲写清付印。盖中年精力殚竭，绝无成效，所余不经意之剩余一种，若复不及身写成（弟字太潦草，非亲写不可），则后悔莫及。敝帚自珍，固未免可笑。而文字结习与生俱来，必欲于未死之前稍留一二痕迹以自作纪念者也……
（按：此信收入三联初版多讹字，今据2015年三版录文。）
1942年9月23日致刘永济函，《书信集》
（附）
……去年安南华侨彭禹铭君来，言其家住西贡，曾在海防搜买旧书，得到弟当年遗失之《新五代史》批注本两册。现因不能寄出，故尚在其家。弟当日取欧史与《六一居士集》及《续资治通鉴长编》互勘，李书未注，卷帙又繁，故未随身携带。《六一居士集》及《集古录》，乃用万有文库小本，所注颇多。彭君未收到此书。……当日两书箱中中文及古代东方文书籍及拓本、照片几全部丧失。
1955年6月1日致蒋天枢函，《书信集》
旧草《名教自然同异考》，其文甚繁，兹不备引，惟取袁宏《后汉纪》一书之论文关于名教自然相同之说，移写数节于下以见例……
《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初编》
记得先生初抵成都时，曾提及《元史》一书之事。先生这样说过：“二三十年代中，我刚从国外回国，专心致志于元史，用力最勤。我的《元史》一书，并不是一部很好板本的书。我读过好几遍，每有一点心得，就批于书眉，蝇头细楷，密密麻麻，丹铅殆遍。可惜卢沟桥事变起，我携之南迁。谁知批过好几遍的这部书，托运至重庆附近时，竟毁于兵荒马乱、炮火空炸之中。我今老矣，无暇重温旧业，只好期诸后贤了！”先生言此，犹有余痛。
王锺翰《陈寅恪先生杂忆》，《追忆》
师又拟为满州［洲
］《艺文志》。此亦《清史》之一重要部分，师固深于蒙藏文者。
陈守实《记梁启超、陈寅恪诸师事》，《追忆》
寅恪自惟学识本至浅陋，年来复遭际艰危，仓皇转徙，往日读史笔记及鸠集之资料等悉已散失，然今以随顺世缘故，不能不有所撰述，乃勉强于忧患疾病之中，姑就一时理解记忆之所及，草率写成此书。命之曰稿者，所以见不敢视为定本及不得已而著书之意云尔。
《隋唐》八
寅恪先生在堂上说过的话，还有几句记忆犹新：“我作的三本书：《略论稿》《述论稿》《笺证稿》，都叫稿，就是准备以后还要改。”对自己的精神产品，精益求精，按严格的意义并未“打上句号”。
蔡鸿生《“颂红妆”颂》，《追忆》
至旧稿须补正之处颇多，新添之意见及材料亦非自己动手不能满意。若旧稿未及整理而盖棺之期已到，则只好听诸后人而已。总之，卖驴之券倚马之文，固非烛武之才师丹之岁所敢效法者。
1962年3月30日致中华局上海编辑所函，高克勤《〈陈寅恪文集〉出版述略》
寅恪讲授清华，适课唐史，亦诠次旧籍，写成短篇。其所徵引，不出习见之书。……极知浅陋简略，无当于著述之旨。然此文本意，仅在备讲堂之遗忘，资同学之商榷。间有臆测之说，固未可信为定论，尤不敢自矜有所创获。傥承博洽君子，不以为不可教诲而教诲之，实所深幸焉！
《李唐氏族之推测》，《二编》
因弟“十年所作，一字无存”。并非欲留以传世，实因授课时无旧作，而所批注之书籍又已失散，故感觉不便也。
1939年2月9日致傅斯年函，《书信集》
又兄去年借与弟所作《集刊》（按：《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中论文数种，现尚需用，不能奉还。又，府兵制一文已在其上改写，加入弟近作文中，俟将来再奉还单行本。实则此种随顺世缘应酬之作，弟本人尚不欲敝帚自珍，想兄更无所惜也。
1940年6月8日致陈述函，《书信集》
弟平生述作皆出于不得〔已〕，故自己不留稿，亦不欲他人留之。此非谦词，乃是实话。所谓需用者，亦不过欲借之略加修改，以供应酬耳，并非真著书也。
1940年6月13日致陈述函，《书信集》
……像寅恪师这样伟大的学人常常对他的学生说：“我从不珍视我写的论文。”其实他写的论文才是真正值得世人珍视呢！
许世瑛《敬悼陈寅恪老师》，《追忆》
《论再生缘》一文乃颓龄戏笔，疏误可笑。然传播中外，议论纷纭。因而发见新材料，有为前所未知者，自应补正。兹辑为一编，附载简末，亦可别行。至于原文，悉仍其旧，不复改易，盖以存著作之初旨也。
《论再生缘》校补记后序，《寒柳》
一日寅恪偶在外家检读藏书，获睹钱遵王曾所注牧斋诗集，大好之，遂匆匆读诵一过，然实未能详绎也。是后钱氏遗著尽出，虽几悉读之，然游学四方，其研治范围与中国文学无甚关系，故虽曾读之，亦未深有所赏会也。丁丑岁卢沟桥变起，随校南迁昆明，大病几死。稍愈之后，披览报纸广告，见有鬻旧书者，驱车往观。鬻书主人出所藏书，实皆劣陋之本，无一可购者。当时主人接待殷勤，殊难酬其意，乃询之曰：此诸书外，尚有他物欲售否？主人踌躇良久，应曰：曩岁旅居常熟白茆港钱氏旧园，拾得园中红豆树所结子一粒，常以自随。今尚在囊中，愿以此豆奉赠。寅恪闻之大喜，遂付重值，借塞其望。自得此豆后，至今岁忽忽二十年，虽藏置箧笥，亦若存若亡，不复省视。然自此遂重读钱集，不仅借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也。盖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平生才识学问固远不逮昔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似之处。岂意匪独牧翁之高文雅什，多不得其解，即河东君之清词丽句，亦有瞠目结舌，不知所云者。始知禀鲁钝之资，挟鄙陋之学，而欲尚论女侠名姝文宗国士于三百年之前，诚太不自量矣。虽然，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牧斋事迹具载明清两朝国史及私家著述，固有阙误，然尚多可考。至于河东君本末，则不仅散在明清间人著述，以列入乾隆朝违碍书目中之故，多已亡佚不可得见。即诸家诗文笔记之有关河东君，而不在禁毁书籍之内者，亦大抵简略错误，剿袭雷同。纵使出于同时作者，亦多有意讳饰诋诬，更加以后代人无知之虚妄揣测，故世所传河东君之事迹，多非真实，殊有待发之覆。……寅恪以衰废余年，钩索沉隐，延历岁时，久未能就，观下列诸诗，可以见暮齿著书之难有如此者。斯乃效《再生缘》之例，非仿《花月痕》之体也。
《别传》第一章
（附）
寅恪昔岁旅居昆明，偶因购得常熟白泖港旧日钱氏山庄之红豆一粒，遂发愿释证钱柳因缘诗。前于第一章已述之。所可怪者，购得此豆之同时，有客持其新得湘乡袭侯曾劼刚纪泽手札一纸相示，其书乃致当日某知县者。内容略谓，顷有名流数人来言，县中有驱逐流妓之令，欲托代为缓颊云云。……今属笔至此，忽忆及之，以情事颇相类似，故附记于此，以博读者一笑。
《别传》第四章
红豆虽生南国，其开花之距离与气候有关。寅恪昔年教学桂林良丰广西大学，宿舍适在红豆树下。其开花之距离为七年，而所结之实，较第一章所言摘诸常熟红豆庄者略小。今此虞山白茆港钱氏故园中之红豆犹存旧箧，虽不足为植物分类学之标本，亦可视为文学上之珍品也。
《别传》第五章
寅恪壮不如人，老更健忘，复以闭门造车之学不希强合于当世。近数年来仅为诸生讲释唐诗，聊用此糊口。所研者大抵为明清间人诗词及地方志乘之书，而旧时所授之课，即尊著所论之范围，其材料日益疏远，故恐详绎大著之后，亦止有叹赏而不能有所质疑承教也。
1955年9月19日致唐长孺函，《书信集》
弟近年仍从事著述，然已捐弃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为一游戏试验（明清间诗词，及方志笔记等）。固不同于乾嘉考据之旧规，亦更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
1957年2月6日致刘铭恕函，《书信集》
寅恪释证钱柳之诗，于时地人三者考之较详，盖所以补遵王原注之缺也。但今上距钱柳作诗时已三百年，典籍多已禁毁亡佚，虽欲详究，恐终多讹脱。若又不及今日为之，则后来之难，或有更甚于今日者，此寅恪所以明知此类著作之不能完善，而不得不仍勉力为之也。
《别传》第一章
此诗取材博奥，非俭腹小生，翻检类书，寻求故实者，所能尽解，自不待言。所最难通者，即此诗作者本人及为此诗而作之人，两方复杂针对之心理，并崇祯十三年仲冬至次年孟春三数月间，两人行事曲折之经过，推寻冥想于三百年史籍残毁之后，谓可悉得其真相，不少差误，则烛武壮不如人，师丹老而健忘，诚哉！仆病未能也。……所注意之处，则在钱柳二人当日之行踪所至及用意所在。搜取材料，反复推寻，钩沉索隐，发见真相。然究竟能否达到释证此诗目的十分之一二，则殊不敢自信，深愿当世博识通人，有以垂教之也。
《别传》第四章
……斯则牧斋诡托之辞，非其实情也。至若同时诸人之记载，以门户恩怨之故，所言亦未可尽据以定是非。今就能见及之资料，互相参校，求一最可能之真实，然殊不敢自信也。
《别传》第五章
呜呼！卧子与河东君之关系，其时间，其地点，既如上所考定。明显确实，无可致疑矣。虽不敢谓有同于汉廷老吏之断狱，然亦可谓发三百年未发之覆。一旦拨云雾而见青天，诚一大快事。
《别传》第三章
……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心爱陈子龙，即其嫁牧翁，亦终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赞助光复之活动，不仅其才之高、学之博，足以压倒时辈也。……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借此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流之行事……
吴宓日记1961年9月1日
又拙著（按：指《柳如是别传》初稿）
中故意杂用名、字、别号。人名如钱谦益、受之、牧斋、东涧、聚沙居士等。地名有时用虞山，有时用常熟等，前后不同，以免重复，且可增加文字之美观。
1962年5月14日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函，高克勤《〈陈寅恪文集〉出版述略》
陈师的考证极精，但又绝非烦琐考证，所考问题，都是小中见大，牵涉到重大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陈师常说，他最欣赏法国学者写文章的风格，证据够用了，就不多举了，不多啰嗦。英国人的文章也不错。他最厌烦繁复冗长、堆砌材料的文章。陈师掌握的史料虽极丰富，但为文绝不广征博引以自炫，而只引用最必要的材料，因此行文十分简洁。
石泉、李涵《追忆先师寅恪先生》，《追忆》
◎ 侧重与旁通
在讲寅恪先生治国学以前，我们先要了解他研究国学的重点及目的。他研究的重点是历史。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他常说：“在史中求史识。”因是中国历代兴亡的原因，中国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历代典章制度的嬗变，社会风俗、国计民生，与一般经济变动的互为因果，及中国的文化能存在这么久远，原因何在？这些都是他研究的题目。此外，对于所谓玄学，寅恪先生的兴趣则甚为淡薄。
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追忆》
寅恪频岁衰病，于塞外之史，殊族之文，久不敢有所论述。
《陈述辽史补注序》，《二编》
（附）
寅于此问题素无研究，读尊著，尤佩搜采之广博也。寅前书所言赭羯及《禄山事迹》（按：《安禄山事迹》）
中卷，禄山东制河朔一条，殊无价值，亦蒙采及，曷胜惶悚。可否将贱名标出，盖非欲附骥，实以今日著作体例应如是也。
1937年3月21日致陈述函，《书信集》
寅恪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年来自审所知，实限于禹域以内，故仅守老氏损之又损之义，捐弃故技。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复敢上下议论于其间。转思处身局外，如楚得臣所谓冯轼而观士戏者。……而寅恪今虽如退院老僧，已不躬预击鼓撞钟，高唱伽陀之盛集……龚自珍诗云：“但开风气不为师。”寅恪之于西北史地之学，适同璱人之所志，因举其句，为朱君诵之。兼借以告并世友朋之欲知近日鄙状者。
《朱延丰突厥通考序》，《寒柳》
大作读讫，敬佩敬佩。寅恪近年于外族语言之学，久久弃置，何况此为新发见之材料，自更不能通解。今获读新著，尤增惭恧，景仰之甚也。
1934年5月22日致厉鼎煃函，刘凤翥《跋孟森和陈寅恪给厉鼎煃的信》
大著拜读，敬佩之至。寅于西南民族语言无所通解，承询各节愧无以对，甚歉甚歉。丁君（按：丁文江）
只搜集材料，经先生加以考订，遂于此学增一阶级之进步，真可喜也。近日友人王君（按：王静如）
归自欧，渠本治西夏语文者，最近于契丹女真文亦有所论说。寅数年以来苦于精力之不及，“改行”已久，故不能详其所诣，然与之谈及亦忻羡不已。今又读大作，尤幸我国学术之日进而惭恨无力以追随也。
1936年10月11日致闻宥函，《书信集》
大著匆匆披读，甚佩。弟于蒙古史今已不敢妄有所论，故附呈姚、邵两君意见，或可供参考，即乞详悉考虑，以定去取是幸。
1940年6月8日致陈述函，《书信集》
耶律楚材纪念，似宜请陈援庵先生及邵循正、姚从吾先生作文，弟于蒙古史事，今不敢妄谈矣。
1943年1月6日致方豪函，《书信集》
寅恪昔年略治佛道二家之学，然于道教仅取以供史事之补证，于佛教亦止比较原文与诸译本字句之异同，至其微言大义之所在，则未能言之也。后读许地山先生所著佛道二教史论文，关于教义本体俱有精深之评述，心服之余，弥用自愧，遂捐弃故技，不敢复谈此事矣。
《论许地山先生宗教史之学》，《二编》
又此第三解答之意旨实启自段（段玉裁《六书音均表·古四声说》子注）、王（王国维《观堂集林》八《五声说》）。今更借喻同光旧说，重为引申。至王氏以阴阳平上去入为三代秦汉间之五声，其言之当否，别是一事，可置不论。此解答所窃取者，止段、王同主之一谊，即“四声之说专主属文”而已。斯谊而是也，固不敢掠美于前修；斯谊而非也，则愿俟知音之新解。
《四声三问》，《初编》
古今论四声者多矣。寅恪于考古审音二事皆未尝致力，故不敢妄说。……凡所讨论，大抵属于中古文化史常识之范围，其牵涉音韵学专门性质者，则谨守“不知为不知”之古训，概不阑入，借以藏拙云尔。
《四声三问》，《初编》
陆法言之《切韵》，古今中外学人论之者众矣。寅恪于音韵之学，无所通解，故不敢妄说。……凡所讨论，大抵皆属于史实之范围，至关于音韵学之专门性质者，则少涉及。此非唯谨守“不知为不知”之古训，亦借以藏拙云尔。
《从史实论切韵》，《初编》
中古华夏民族曾杂有一部分之西胡血统，近世学人考证之者，颇亦翔实矣。寅恪则疑吾国中古医书中有所谓腋气之病，即狐臭者，其得名之由，或与此端有关，但平生于生理医药之学绝无通解，故不敢妄说，仅就吾国古来腋气之异称，及旧籍所载有腋气之人，其家世种族两点，略举事例，聊供谈助而已，尚希读者勿因此误会以为有所考定。幸甚幸甚！
《狐臭与胡臭》，《寒柳》
兹就牧斋诗中关涉此时期河东君之疾病者，移写于后……略加证释，以供论文者之参究。至若详悉稽考，则寅恪非治带下医学史之专家，故不敢多所妄言也。
《别传》第四章
（附）
吾家素寒贱，先祖始入邑庠，故寅恪非姚逃虚所谓读书种子者。先曾祖以医术知名于乡村间，先祖先君遂亦通医学，为人疗病。寅恪少时亦尝浏览吾国医学古籍，知中医之理论方药，颇有由外域传入者。然不信中医，以为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若格于时代及地区，不得已而用之，则可。若矜夸以为国粹，驾于外国医学之上，则昧于吾国医学之历史，殆可谓数典忘祖欤？……寅恪自是始知有本草之书，时先母多卧疾，案头常置《本草纲目》节本一部，取便翻阅。……是后见有旧刻医药诸书，皆略加披阅，但一知半解，不以此等书中所言者为人处方治病，唯借作考证古史之资料，如论《胡臭与狐臭》一文，即是其例也。
《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寒柳》
盖吾国古代本草中之人参，当为今之党参，即前述王介甫不肯服用之紫团参。后起外来之东北参甚为世所珍重，遂专攘昔时人参之旧称，而以上党郡之名属之土货。……可知人参在明季非仅限于药物之性质，亦可视为货币之代用品矣。……寅恪非中医，且无王夫人“卖油的娘子水梳头”之感叹，故于人参之功效，不敢妄置一辞。但就此区区药物，其名实之移转，价格之升降言，亦可以通知古今世变矣。
《别传》第四章
又贵同乡梁君（按：梁嘉彬）
作《十三行考》，来书嘱弟作序。弟固对此事素无研究，不敢任意敷衍成文，便中乞转致鄙意，求其原谅。
1933年1月1日致罗香林函，《书信集》
奉赠董彦老（按：董作宾）
书一部（按：当系《殷历谱》）
，收到否？乞代问。（乃胡厚宣近日新印者，弟未敢作序，以致有目无书，此事原委自在宥〔按：“宥”疑为“我”之讹
〕，想已告彦老矣。）
1944年8月10日致陈槃函，《书信集》
◎ 买书与读书
寅恪追忆旧朝光绪己亥之岁旅居南昌，随先君夜访书肆，购得尚存牧斋序文之《梅村集》。是后遂习诵《圆圆曲》，已历六十余载之久，犹未敢自信能通解其旨趣。可知读书之难若此。际今以废疾之颓龄，既如仲公之健忘，而欲效务观之老学，日暮途远，将何所成，可伤也已。
《别传》第四章
寅恪少读乐天此诗，遍检佛藏，不见所谓《心王头陀经》者，颇以为恨。近岁始见伦敦博物院藏斯坦因号二四七四，《佛为心王菩萨说投陀经》卷上，五阴山室寺惠辨禅师注残本，乃一至浅俗之书，为中土所伪造者。……夫元白二公自许禅梵之学，叮咛反复于此二经。今日得见此二书，其浅陋鄙俚如此，则二公之佛学造诣，可以推知矣。
《艳诗及悼亡诗》，《元白》
因我现必需之书甚多，总价约万金。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续《藏》两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续《大藏》，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类书百种而已。若不得之，则不能求学，我之久在外国，一半因外国图书馆藏有此项书籍，一归中国，非但不能再研究，并将初着手之学亦弃之矣。我现甚欲筹得一宗巨款购书，购就即归国。此款此时何能得，只可空想，岂不可怜。我前年在美洲写一信与甘肃宁夏道尹，托其购藏文《大藏》一部，此信不知能达否。即能达，所费太多，渠知我穷，不付现钱，亦不肯代垫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经典，印度极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类，与佛教史有关者多。中国所译，又颇难解。……旧藏文既一时不能得，中国《大藏》，吾颇不欲失此机会，惟无可如何耳。又蒙古满洲回文书，我皆欲得。
《与妹书》，《二编》
……访陈寅恪，并晤钱稻孙。谈中西之淫书，如《性史》等。寅恪出示《三山秘记》。
吴宓日记1928年3月19日
辛巳冬无意中于书肆廉价买得此书。不数日而世界大战起，于万国兵戈饥寒疾病之中，以此书消日，遂匆匆读一过。昔日家藏殿本及学校所藏之本，虽远胜于此本之讹脱，然当时读此书犹是太平之世，故不及今日读此之亲切有味也。
《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跋》，《杂稿》
寅恪侨寓香港，值太平洋之战，扶疾入国，归正首丘。……回忆前在绝岛，苍黄逃死之际，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抱持诵读。其汴京围困屈降诸卷，所述人事利害之回环，国论是非之纷错，殆极世态诡变之至奇。然其中颇复有不甚可解者，乃取当日身历目睹之事，以相印证，则忽豁然心通意会。平生读史凡四十年，从无似此亲切有味之快感，而死亡饥饿之苦，遂亦置诸度量之外矣。
《陈述辽史补注序》，《二编》
闻陈寅恪先生日内抵美，见面时请代致意。忆一九四一年在港晤寅恪先生，伊形容无书之苦云：“日入禅宗，讲宋元理学，作桐城文章！”
王重民1946年4月12日致胡适函，《胡适来往书信选》
奉九月廿七日手书，知将有西北之行（按：指访问延安）
。……此行虽无陆贾之功，亦无郦生之能，可视为多九公林之洋海外之游耳。闻彼处有新刊中国史数种，希为弟致之，或竟向林（按：林伯渠）
、范（按：范文澜）
诸人索取可乎？“求之与抑与之与”，纵有误读，亦有邢子才误书思之，亦是一适之妙也。
1944年10月3日致傅斯年函，《书信集》
陈寅恪先生一九一二年第一次由欧洲回国，往见他父亲（散原老人）的老友夏曾佑先生。曾佑先生对他说：“你是我老友之子。我很高兴你懂得很多种文字，有很多书可看。我只能看中国书，但可惜都看完了，现已无书可看了。”寅恪告别出来，心想此老真是荒唐。中国书籍浩如烟海，哪能都看完了。寅恪七十岁左右（按：卞僧慧疑当为“六十岁左右”）
，我又见到他。他说：“现在我老了，也与夏先生同感。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我很懊悔当时没有问他到底是哪几十种书。
俞大维《给女作家陈荔荔的一封信》，《年谱长编》（文字据台北《中央日报》1984年1月25日原文订正）
◎ 家世与维新变法
夫戊戌政变已大书深刻于旧朝晚季之史乘，其一时之成败是非，天下后世，自有公论，兹不必言。惟先生至长沙主讲时务学堂之始末，则关系先世之旧闻，不得不补叙于此，并明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
《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寒柳》
范肯堂撰先祖墓志铭，谓先祖喜康有为之才，而不喜其学也。康南海挽先祖诗云“公笑吾经学，公羊同卖饼”者，可证也。今日平心论之，井研廖季平（平）及南海初期著述尚能正确说明西汉之今文学。但后来廖氏附会《周礼》占梦之语；南海应用《华严经》中，古代天竺人之宇宙观，支离怪诞，可谓“神游太虚境”矣。至若张南皮《劝学篇》痛斥公羊之学为有取于孔广森之《公羊通义》。其实撝约（按：孔广森）
为姚鼐弟子，转工骈文，乃其特长。而《公羊通义》实亦俗书，殊不足道。清代今文公羊学者唯皮锡瑞之著述最善，他家莫及也。
《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寒柳》
综合上列资料，先祖关于戊戌政变始末，可以概见矣。盖先祖以为中国之大，非一时能悉改变，故欲先以湘省为全国之模楷，至若全国改革，则必以中央政府为领导。当时中央政权实属于那拉后，如那拉后不欲变更旧制，光绪帝既无权力，更激起母子间之冲突，大局遂不可收拾矣。那拉后所信任者为荣禄，荣禄素重先祖，又闻曾保举先君。……先祖之意欲通过荣禄，劝引那拉后亦赞成改革，故推夙行西制而为那拉后所喜之张南皮入军机。
《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寒柳》
◎ 生平杂忆
援老（按：陈垣）
所言，殆以丰沛耆老、南阳近亲目公，其意甚厚。弟生于长沙通泰街周达武故宅，其地风水亦不恶，惜艺耘（按：当作励耘）
主人未知之耳，一笑。
1953年1月2日致杨树达函，《书信集》
新会先生居长沙时，余随宦巡署，时方童稚，懵无知识。后游学归国，而先君晚岁多病，未敢以旧事为问。丁丑春，余偶游故宫博物院，见清德宗所阅旧书中，有《时务学堂章程》（按：当指《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
一册，上有烛烬及油污之迹，盖崇陵乙夜披览之余所遗留者也。归寓举以奉告先君，先君因言聘新会至长沙主讲时务学堂本末。……
《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寒柳》
今无此风，然足徵当时僧徒之衣蚕衣者众。予昔年于长沙见一僧，衣红绸袈裟，云祝慈禧太后六十寿唪经时御赐者。
《札记三》高僧传二集之部
清光绪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检架上旧书，见有易堂九子集（按：当指《易堂九子文钞》）
，取而读之，不甚喜其文，唯深羡其事。以为魏、丘诸子值明清嬗娧之际，犹能兄弟戚友保聚一地，相与从容讲文论学于乾撼坤岌之际，不谓为天下之至乐大幸，不可也。当读是集时，朝野尚称苟安，寅恪独怀辛有索靖之忧，果未及十稔，神州沸腾，寰宇纷扰。
（按：“魏丘”之“丘”即“邱”，当指易堂九子中魏祥、魏禧、魏礼三兄弟的姊夫邱维屏。盖陈氏强调“兄弟戚友保聚一地”之意，故举两姓作为“九子”的代表。）
《赠蒋秉南序》，《寒柳》
寅恪少时家居江宁头条巷。是时海内尚称乂安，而识者知其将变。寅恪虽年在童幼，然亦有所感触，因欲纵观所未见之书，以释幽忧之思。伯舅山阴俞觚斋先生明震同寓头条巷。两家衡宇相望，往来便近。俞先生藏书不富，而颇有精本。如四十年前有正书局石印戚蓼生钞八十回《石头记》，其原本即先生官翰林日，以三十金得之于京师海王村书肆者也。
《别传》第一章
再如我幼年从《缙绅》（按：《缙绅录》）
中经常看到清王朝高级大臣的大串官衔里面有“赏穿黄马褂”“紫禁城骑马”之类的荣誉。陈先生讲课时顺口说到“紫禁城骑马”并非真正让大臣在紫禁城里骑马，而是赏给他一根马鞭子以示恩宠，受赐者也看做是殊荣。他幼时在南京时，有一次张之洞到他家里来，手里拿一条不到二尺长的小鞭子，得意地用它指指划划，连坐下来谈话都不离手，他感到很奇怪去问人，家里的长辈向他解释那就是“紫禁城骑马”。
艾天秩《忆先师陈寅恪先生》，《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四辑
寅恪幼时读《中庸》至“衣锦尚絅，恶其文之著也”一节，即铭刻于胸臆。父执姻亲多为当时胜流，但不敢冒昧谒见。偶以机缘，得接其丰采，聆其言论，默而识之，但终有限度。今日追思，殊可惜矣。
《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寒柳》
乙酉冬夜卧病英伦医院，听人读熊式一君著英文小说名《天桥》者，中述光绪戊戌李提摩太上书事。忆壬寅春随先兄师曾等东游日本，遇李教士于上海，教士作华语曰：“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故诗中及之，非敢以乌衣故事自况也。
1945年诗题，《诗集》
陈师有一次谈到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时说：“其实我并不怕共产主义，也不怕共产党，我只是怕俄国人。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从外国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后，我立刻就去图书馆借阅《资本论》。因为要谈革命，最要注意的还是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这在欧洲是很明显的。我去过世界许多国，欧美、日本都去过，唯独未去过俄国，只在欧美见过流亡的俄国人，还从书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国沙皇警探的，他们很厉害，很残暴，我觉得很可怕。”
石泉、李涵《追忆先师寅恪先生》，《追忆》
途中在Metz下车，久屈曲于法兰西龌龊之地，忽至此，精神为之一振。在威廉一世纪念碑下一望，表里山河历历在目，美丽雄壮兼而有之，胜于Strassburg之Orangerie固不待言，即柏林亦无此佳境也。法人至此，真有中国人到香港、台湾之感。公他日若有南欧之游，此地万不可不到，寅乃亦不意此地如此之妙，天下事难知，尽此类耳！
（按：据张伟文，Metz即梅斯，Strassburg即斯特拉斯堡，Orangerie今译橘园。）
1911年10月8日致李傥函，张伟《陈寅恪的那一声感慨》
癸卯春，病中闻有人观巴黎茶花女连环图画，因忆予年二十三旅居巴黎，曾访茶花女墓，戏赋一诗。今遗忘大半，遂补成之。光绪中，林纾（原名群玉）仿唐人小说体译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其文凄丽，为世所重。后有玉情瑶怨馆本，镌刻甚精，盖出茶陵谭氏兄弟也。
1963年佚诗诗题，《编年事辑》
陈君述其在法、意两国之经历。其最足骇人者，如巴黎之裸体美人戏园。秘室之中，云雨之事，任人观览。甚至男与男交，女与女交，人与犬交，穷形尽相。每观一次，需钱凡三佛郎。陈君谓：到此地步，如身游地狱，魔鬼呈形。只觉其可惨可骇，而不见其可乐。盖欧洲风俗之恶，以法、意等国为最甚。
吴宓日记1919年3月27日
忆洪宪称帝之日，余适旅居旧都，其时颂美袁氏功德者，极丑怪之奇观。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
《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寒柳》
月旦人物，有时比评极为确当者。陈君谓（一）谭延闿似柴进。（二）人以袁比曹操，而宋教仁则自命诸葛。
吴宓日记1919年3月26日
寅恪少时，自揣能力薄弱，复体孱多病，深恐累及他人，故游学东西，年至壮岁，尚未婚娶。先君先母虽累加催促，然未敢承命也。后来由德还国，应清华大学之聘。其时先母已逝世。先君厉声曰：“尔若不娶，吾即代尔聘定。”寅恪乃请稍缓。先君许之。乃至清华，同事中偶语及：见一女教师壁悬一诗幅，末署“南注生”。寅恪惊曰：“此人必灌阳唐公景崧之孙女也。”盖寅恪曾读唐公《请缨日记》。又亲友当马关中日和约割台湾于日本时，多在台佐唐公独立，故其家世，知之尤谂。因冒昧造访。未几，遂定偕老之约。
《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寒柳》
（附）
昨归自清华，读赐题唐公（按：唐景崧）
墨迹诗，感谢，感谢。以四十春悠久之岁月，至今日仅赢得一“不抵抗”主义。诵尊作既竟，不知涕泗之何从也。
1931年9月23日致胡适函，《书信集》
戊辰之春，俞铭衡君（按：俞平伯）
为寅恪写韦端己《秦妇吟》卷子，张于屋壁。八年以来，课业余暇，偶一讽咏，辄若不解，虽于一二字句稍有所校释，然皆琐细无关宏旨。……
《韦庄秦妇吟校笺》，《寒柳》
三十余年前，叔雅先生任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一日过寅恪曰，大学入学考期甚近，请代拟试题。时寅恪已定次日赴北戴河休养，遂匆匆草就普通国文试题，题为《梦游清华园记》。盖曾游清华园者，可以写实。未游清华园者，可以想像。此即赵彦卫《云麓漫钞》九所谓行卷可以观史才诗笔议论之意。若应试者不被录取，则成一游园惊梦也。一笑！……抑更有可言者，寅恪所以以“孙行者”为对子之题者，实欲应试者以“胡适之”对“孙行者”。盖猢狲乃猿猴，而“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此不过一时故作狡猾耳。又正反合之说，当时惟冯友兰君一人能通解者。盖冯君熟研西洋哲学，复新游苏联返国故也。今日冯君尚健在，而刘胡并登鬼录，思之不禁惘然！是更一游园惊梦矣。
《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附记，《二编》
陈寅恪于晚间来访，谈中国人之残酷，感于李大钊等之绞死也。
吴宓日记1927年4月30日
关于思陵御书一事，详见杜于皇濬《变雅堂文集》七《松风宝墨记》，兹不移录。寅恪昔年曾于完白山人后裔家，见崇祯帝所书“松风水月”四字，始知于皇此文中“端劲轩翥”之评，非寻常颂圣例语。
《别传》第三章
寅恪述病及其所感。寅恪甚赞同宓隐居北平读书一年之办法。惟谓春间日人曾函邀赴宴于使馆。倘今后日人径来逼迫，为全节概而免祸累，则寅恪与宓等，亦各不得不微服去此他适矣。
吴宓日记1937年9月23日
丁丑之冬时居北平，将南渡江左，临发之前夕陈援庵先生垣见过……寅恪当时行色匆匆，未敢遽对，及抵长沙，而金陵瓦解，乃南驰苍梧瘴海，转徙至于蒙自，忧患疾苦之中，无书可读，偶访邻舍，得见坊本《通志》，因一披阅之……
《读通志柳元景沈攸之传书后》，《二编》
忆丁丑之秋，寅恪别先生于燕京，及抵长沙，而金陵瓦解。乃南驰苍梧瘴海，转徙于滇池洱海之区，亦将三岁矣。此三岁中，天下之变无穷。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二编》
但寅恪曾游云南，见旧历腊尽春回之际，百花齐放，颇呈奇观。
《论再生缘》，《寒柳》
寅恪昔年旅居昆明，偶过某戏院，见悬有“珠歌翠舞古梁州”七字横额，亦袭用吴（按：吴伟业）
诗之成句，而失其本旨者之一例。
《别传》第四章
此次来蒙（按：蒙自）
，只是求食，不敢妄称讲学也。
1938年5月1日致劳榦、陈述函，《书信集》
及寒假锡予偕寅恪同来，在楼宿一宵，曾在院中石桥上临池而坐。寅恪言：“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
（按：钱穆时居昆明附近宜良西山岩泉下寺中。）
钱穆《师友杂忆》
陈师谈及当时的学生运动时说：“我班上的好学生大都是共产党。我怎么知道的呢？抗战前那一两年，上我的课的学生中有些人学得很好。后来有一天我去上课，他们忽然都不见了，我一打听，才知道是因为国民党要抓他们，都躲起来了。我由此感到共产党将要成功，因为好学生都到那边去了。”
石泉、李涵《追忆先师寅恪先生》，《追忆》
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寅恪之意，盖以胜败系于科学技术与器械军力，而民气士气所补实微。况中国之人心士气亦虚憍怯懦而极不可恃耶。宓按：寅恪乃就事实，凭理智，以观察论断；但恐结果徒有退让屈辱，而仍无淬厉湔祓耳。
吴宓日记1937年7月14日
……然和战无定策，事事随人转，岂云善计。惟寅恪仍持前论，一力主和。谓战则亡国，和可偏安，徐图恢复。宓谓仍视何人为之，而为之者何如也。
吴宓日记1937年7月21日
一次他将积蓄的2000元买了一套日本印的《大藏经》，大约有二三百巨册。可见他对佛经研究兴趣之深。但他又绝对不信佛。我祖父（按：陈三立）
逝世的时候，他坚决不同意请僧道唪经，这和我的其他几位叔父意见相左。他说：“佛经讲的东西都是骗人的，我都读过，并且能像和尚一样地背诵。不要搞这套迷信蠢事。”
陈封雄《卌载都成断肠史——忆寅恪叔二三事》，《追忆》
又弟前数年曾见一伪造晋卿（按：耶律楚材）
所书畏兀吾字体条幅，可笑之至。
1943年1月6日致方豪函，《书信集》
早上接到寅恪先生写给我和季明的信，说他日间要从广州湾（按：今广东湛江）
归乡，过海后或到平山圕和中文学院作最后一眺望，并谓：“数年来托命之所，今生恐无重见之缘，李义山诗云‘他生未卜此生休’，言之凄哽。”我当时读到此，不忍再读下去。
陈君葆日记1942年5月1日
我料罗先生，于开始撰作时，对李唐皇室的姓氏问题，也必极难下笔。到底依照老师的说法好呢？还是依照岳丈的说法呢？
（按：关于李唐氏族来历，陈氏主赵郡李氏说，朱希祖主陇西李氏说；而罗香林系陈门弟子，又是朱氏女婿，故陈氏有此戏言。）
1940年代演讲时言，罗香林《回忆陈寅恪师》，《追忆》
陈师在成都华西坝居住时，牛津大学曾有一位高级讲师（Reader）来访，重申牛津过去的邀请，陈师谢绝了。他走后，陈师对石泉说：“狐死正首丘，我老了，愿意死在中国。”这句话后来陈师在不同场合对石泉说过好几次。
石泉、李涵《追忆先师寅恪先生》，《追忆》
（附）
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
第七次交代底稿，《编年事辑》
又权（按：萧公权）
与寅恪均认为异日华北必入共产党掌握，吾侪只宜蛰居长江流域则武大较宜云云。
吴宓日记1945年3月21日
我去与陈先生话别，他向我说：“其实，胡先生（按：胡适）
因政治上的关系，是非走不可的；我则原可不走。但是，听说在共产党统治区大家一律吃小米，要我也吃小米可受不了。而且，我身体多病，离开美国药也不行。所以我也得走。”
邓广铭《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发言》，《追忆》
二次大战后期，盟军方面曾酝酿要定日本天皇为战犯。我读了报上的这条消息，陈师听后立刻说：“这事绝对做不得。日本军人效忠天皇，视之如神。如果我们处置天皇，日本军人将拼死抵抗，盟军则要付出大得多的代价才能最后胜利。如果保留天皇，由他下令议和，日本军人虽然反对，也不敢违抗，就会跑到皇宫门前切腹自杀。这样，盟军付出的牺牲就小得多，而且日本投降也会较易。因此，希望盟军不要做那样的蠢事。”后来，事态的发展果不出陈师所料。
石泉、李涵《追忆先师寅恪先生》，《追忆》
1947年初，约在春节前，国民党军警特务以防共为名，在北平全市搞了一次深夜挨家突击搜查，逮捕了一些人，引起市民不安与各界公愤。随即就出现了北平十三位大学教授的联名宣言，谴责这种行为，陈师也是列名的十三教授之一。……记得就在这时我们去看陈师，谈到这个宣言，陈师态度非常鲜明，说：“我最恨这种事！夜入民宅，非奸即盗！”
石泉、李涵《追忆先师寅恪先生》，《追忆》
惠书及大作诵悉，弟近来依旧作诗文自遣。文已将《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付印，以再迟则无出版之机会故也。……岭南大学文史之学自不必谈。已不独岭南如此，全国皆如是也。
1950年9月14日致李思纯函，《书信集》
岭南大学文史之课，听讲者寥寥，想此种学问行将扫地尽矣。
1950年9月29日致龙榆生函，张晖《忍寒庐所藏师友书札之一：陈寅恪的佚诗与佚函》
岭大情形亦与蜀中相似，弟教书生活恐只有一年矣。现已将拙著《元白诗笺证稿》约十六万字十一月底出版。当寄呈一部求教，并作为纪念。因以后此等书恐无出版之机会故也。《儿女英雄传》第三十回“敦古谊集腋报师门”，今日四海困穷，有财力足以济人之急者皆已远走高飞，而《儒林外史》中作八股之徒触处皆是。
1950年9月18日致吴宓函，《书信集》
《元白诗笺证稿》分赠诸友留一纪念。然京洛耆英、河汾都讲，闻皆尽捐故技，别受新知，故又不敢以陈腐之作冒昧寄呈。
1950年代初致周一良函，据郑克晟《陈寅恪与郑天挺》所录郑天挺笔记，《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又见《夏鼐日记》1951年1月25日，有误字）
大著（按：《积微居金文说》）
尚未收到。贱名不得附尊作以传，诚为不幸；然拙序语意迂腐，将来恐有累大著，今删去之，亦未始非不幸也。
1952年12月6日致杨树达函，《书信集》
我在北京的朋友都已经加入民主党派了，知识分子无气节，可耻！……你千万不要加入民主党派，加入共产党还可以。
1950年代对刘节所言，中山大学档案，《守望》
弟畏人畏寒，故不北行。
1954年7月10日致杨树达函，《书信集》
一九五四年春，中央特派人叫我去北京担任科学院第二研究所所长。我贪恋广州暖和，又从来怕做行政领导工作，荐陈垣代我。李四光我在广西教书时和他很熟，一九五四年中央要我担任历史二所时，他特地写信来劝我去。我没有听他的话。自悔负良友。北京的朋友周培源、张奚若都是清华老同事，因公来广州时，都来看我。也劝过我。
第一次交代底稿，《编年事辑》
寅恪亦以求学之故，奔走东西洋数万里，终无所成。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
《赠蒋秉南序》，《寒柳》
然寅恪所感者，则为端生于《再生缘》第一七卷第六五回中，“岂是蚤为今日谶”一语。……自是求医万里，乞食多门。务观赵庄之语，竟“蚤为今日谶”矣。……又所至感者，则衰病流离，撰文授学，身虽同于赵庄负鼓之盲翁，事则等于广州弹弦之瞽女。荣启期之乐未解其何乐，汪容甫之幸亦不知其何幸也。
《论再生缘》，《寒柳》
衰年病目，废书不观，唯听读小说消日，偶至《再生缘》一书，深有感于其作者之身世，遂稍稍考证其本末，草成此文。承平豢养，无所用心，忖文章之得失，兴窈窕之哀思，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云尔。
《论再生缘》，《寒柳》
噫！所南心史，固非吴井之藏。孙盛阳秋，同是辽东之本。点佛弟之额粉，久已先干。裹王娘之脚条，长则更臭。知我罪我，请俟来世。
《论再生缘校补记后序》，《寒柳》
呜呼！八十年间，天下之变多矣。元礼文举之通家，随五铢白水之旧朝，同其蜕革，又奚足异哉！又奚足异哉！寅恪过岭倏踰十稔，乞仙令之残砂，守伧僧之旧义，颓龄废疾，将何所成！玉清教授出示此二札，海桑屡改，纸墨犹存，受而读之，益不胜死生今昔之感已。
《先君致邓子竹丈手札二通书后》，《二编》
一九五六年前后，陈寅恪先生在中山大学历史系选修课“元白诗证史”的课堂上，说过一句大意如下的话，陈先生说：“我是要用开拖拉机的方法来研究历史。”
姜伯勤《陈寅恪先生与心史研究——读〈柳如是别传〉》，《印象》
陈先生于是说：“北大也没有什么好货，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学生。”
1956年对学生言，黄宣民《“教授中的教授”种种》，《二十年》
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候，他们要寅老讲话。陈先生说：孟小冬戏唱得极好，当今须生第一，应当找她回来，叫她唱戏，以广流传。我想这话也许是借题发挥，其中的含义，似有应当保存传统的正宗文化之义。
牟润孙《敬悼陈寅恪先生》，《追忆》
我的著作都含有自发的唯物因素。
中山大学1958年“厚今薄古”运动材料，《二十年》
郭沫若为曹操、武则天翻案，其论点和自己接近。
广东省档案馆1961年档案《陈寅恪近况》，《二十年》
十月廿四日手书敬悉，可贺可贺。往岁易五丈曾记光绪年间张广雅秋日在武昌仿击钵吟之戏，以龙山高会为题，油、沟为韵，仅南皮及先君成诗。先君诗云：“科头坐向青天笑，吹皱江流认作沟。”正可为先生今日道也。
（按：张晖指出此系针对龙氏“右派”摘帽而发，甚确。东晋孟嘉龙山落帽是有名典故，陈三立诗“科头”亦即不戴帽之义，陈氏盖述此掌故为戏，以比拟龙氏摘帽一事。）
1961年10月30日致龙榆生函，张晖《忍寒庐所藏师友书札之一：陈寅恪的佚诗与佚函》
在这一年（按：1963年）
，陈寅恪数次向家人表达了这样的遗嘱：他死后要把他的骨灰撒到珠江黄埔港外，不要让人们利用他来开追悼会。
1963、1964年《陈寅恪近况》档案，《二十年》
死了以后，骨灰也要抛在大海里，不留在大陆。
中山大字1969年档案，《二十年》
数月前奉到大著。“乌台”正学 兼而有之。甚佩，甚佩！
（按：“乌台”疑即“乌台诗案”，谓文字狱；“正学”疑即方孝孺，谓政治株连。详见编者《陈寅恪致牟润孙函中的隐语》一文。）
1966年11月21日致牟润孙函，《书信集》
……寅师对我说：“我的研究方法，是你最熟识的。我死之后，你可为我写篇谈谈我是如何做科学研究的文章。”当时我真是不知如何答复才对。我认为自己实在没有能力；又认为对一位高龄的老师答应下来的事，将来若做不到，是欺骗行为。那时期的环境又不能再如以往，可在他的口授下笔录，只好很难过地说：“陈先生，真对不起，您的东西我实在没学到手。”寅师用很低沉的声音说：“没有学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此情此景，真是不堪回首！十六年亲承教诲的我，居然如此伤他老人家的心。
黄萱1973年5月致蒋天枢函，《编年事辑》
曾告小彭（按：二女陈小彭）
我将来死后，一本书也不送给中大。
1969年所言，《编年事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