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二编》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一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按：原文“仁贤”作“仁圣”）
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是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以］
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对科学院的答复》，《杂稿》
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我要为学术争自由。我自从作王国维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
汪篯《陈寅恪的简史及学术成就》，《二十年》
人人都尊朱颂圣，我则不能，尊朱犹可，颂圣则决不可。
中山大学1950年代档案，《守望》
呜呼！昔晋永嘉之乱，支愍度始欲过江，与一伧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往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此道人寄语愍度云，心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耳。无为遂负如来也。……先生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南北相望，幸俱未树新义，以负如来。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二编》
陈寅恪来，谈大局改变后一身之计划。寅恪赞成宓之前议，力劝宓勿任学校教员。隐居读书，以作文售稿自活。肆力于学，谢绝人事，专心致志若干年。不以应酬及杂务扰其心，乱其思，费其时，则进益必多而功效殊大云。又与寅恪相约不入（国民）党。他日党化教育弥漫全国，为保全个人思想精神之自由，只有舍弃学校，另谋生活。艰难国穷，安之而己。
吴宓日记1927年6月29日
兹将其优点概括言之，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二编》
又唐代武功可称为吾民族空前盛业，然详究其所以与某甲外族竞争，卒致胜利之原因，实不仅由于吾民族自具之精神及物力，亦某甲外族本身之腐朽衰弱有以招致中国武力攻取之道，而为之先导者也。国人治史者于发扬赞美先民之功业时，往往忽略此点，是既有违学术探求真实之旨，且非史家陈述覆辙，以供鉴诫之意。故本篇于某外族因其本身先已衰弱，遂成中国胜利之本末，必特为标出之，以期近真实而供鉴诫，兼见其有以异乎夸诬之宣传文字也。
《唐代》下篇
由此言之，放翁之祖陆农师（佃），为王荆公门人，后又名列元祐党籍。是放翁之家世，与临川涑水两党俱有关联。其论两党之得失最为公允。清代季年，士大夫实有清流浊流之分。寅恪本人或以世交之谊，或以姻娅之亲，于此清浊两党，皆有关联，故能通知两党之情状并其所以分合错综之原委。因草此文，排除恩怨毁誉务求一持平之论断。他日读者傥能详考而审察之，当信鄙言之非谬也。……寅恪以家世之故，稍稍得识数十年间兴废盛衰之关键。今日述之，可谓家史而兼信史欤？
《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寒柳》
我可以指导你，其实我对晚清历史还是熟习的；不过我自己不能做这方面的研究。认真做，就要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所以我不能做。
1940年代对石泉（刘适）言，石泉、李涵《追忆先师寅恪先生》，《追忆》
夫解释古书，其谨严方法，在不改原有之字，仍用习见之义。故解释之愈简易者，亦愈近真谛。并须旁采史实人情，以为参证。不可仅于文句之间，反复研求，遂谓已尽其涵义也。
《蓟丘之植植于汶篁之最简易解释》，《二编》
陈师又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的，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这句话含有很重要的意义。有位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同学，昔年和我讨论陈师的名言，他说这句话给他印象很深，影响很大。
1920年代对学生所言大意，罗香林《回忆陈寅恪师》，《追忆》
一天，先生说：历史研究，资料范围要尽可能扩大，结论则要尽可能缩小，考证要求合实际，一屋的人穿蓝的，也许就有一个人穿黑的，除有一定前提，类推不宜常用，先生对青年指点，常在燕谈笑语之间。
陈述《陈寅恪先生手书信札附记》，《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
又谓宓欲治中国学问，当从目录之学入手，则不至茫无津埃［涘］
，而有洞观全局之益。
吴宓日记1919年11月10日
总之，此事极重要而复杂，仓卒间鄙见亦未敢有所决定也。惟疑曳落河虽为公名健儿之义，亦为民族之专名，如赭羯之比。又，异族语音译相同者颇多，若无他证，仅据对音，则只能备一说而不能确指也。
1936年1月24日致陈述函，《书信集》
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
《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二编》
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然则朱君是书乃此日世局潮流中应有之作。
《朱延丰突厥通考序》，《寒柳》
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论者辄谓爱新觉罗氏以外族入主中国，屡起文字之狱，株连惨酷，学者有所畏避，因而不敢致力于史，是固然矣。然清室所最忌讳者，不过东北一隅之地，晚明初清数十年间之载记耳。其他历代数千岁之史事，即有所忌讳，亦非甚违碍者。何以三百年间，史学之不振如是？是必别有其故，未可以为悉由当世人主摧毁压抑之所致也。夫义理词章之学及八股之文，与史学本不同物，而治其业者，又别为一类之人，可不取与共论。独清代之经学与史学，俱为考据之学，故治其学者，亦并号为朴学之徒。所差异者，史学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决其当否也。经学则不然，其材料往往残阙而又寡少，其解释尤不确定，以谨愿之人，而治经学，则但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而不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以夸诞之人，而治经学，则不甘以片段之论述为满足。因其材料残阙寡少及解释无定之故，转可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徵之结论。其论既出之后，固不能犁然有当于人心，而人亦不易标举反证以相诘难。譬诸图画鬼物，苟形态略具，则能事已毕，其真状之果肖似与否，画者与观者两皆不知也。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其谨愿者，既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讨论问题。其夸诞者，又流于奇诡悠谬，而不可究诘。……当时史学地位之卑下若此，由今思之，诚可哀矣。此清代经学发展过甚，所以转致史学之不振也。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二编》
曩以家世因缘，获闻光绪京朝胜流之绪论。其时学术风气，治经颇尚《公羊春秋》（按：《春秋公羊传》）
，乙部之学，则喜谈西北史地。后来今文公羊之学，递演为改制疑古，流风所被，与近四十年间变幻之政治，浪漫之文学，殊有连系。此稍习国闻之士所能知者也。西北史地以较为朴学之故，似不及今文经学流被之深广。惟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可以无疑。
《朱延丰突厥通考序》，《寒柳》
以往研究文化史的有二失：
旧派失之滞：旧派作中国文化史，其材料一般采自二十四史中的《儒林》《文苑》传及诸志及《文献通考》《玉海》等类书。类书乃为科举对策搜集材料之用，没有必要全行采入。这类文化史，不过钞钞而已。其缺点：只有死材料，没有解释。拘文牵义，不能了解人民精神生活与社会制度的关系。不过这类书里的材料还可以用。
新派失之诬：新派是留学生，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新派书似有条理，有解释，然甚危险。他们以外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解释中国的材料。此种理论，不过是假设的理论。而其所以成立的原因，乃由研究西洋历史、政治、社会的材料，归纳而得的结论。人类活动本有其共同之处。彼之理论，对于我们的材料，也能有相当的适用。所以“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是很有可能性的，不过也有时不适用，因为有时中国材料在其范围以外，所以讲大概则似乎很对，讲精细则不太准确。而历史重在准确，不怕琐碎。（讲哲学可以，讲历史不行。）
（按：所谓“旧派作中国文化史”，可能是特别针对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
卞僧慧《“晋至唐文化史”开课笔记》，《年谱长编》
今日中国，旧人有学无术；新人有术无学，识见很好而论断错误，即因所根据之材料不足。朱子有学有术，宋代高等人物皆能如此。
卞僧慧《陈寅恪先生欧阳修课笔记》，《年谱长编》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夫敦煌在吾国境内，所出经典，又以中文为多，吾国敦煌学著作，较之他国转独少者，固因国人治学，罕具通识……
《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二编》
寅恪昔年序陈援庵先生《敦煌劫余录》，首创“敦煌学”之名。以为一时代文化学术之研究必有一主流，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凡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近日向觉明先生撰《唐代俗讲考》，足证鄙说之非妄。
《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之所感》，《杂稿》
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此今日之公论也。……至于本国史学文学思想艺术史等，疑若可以几于独立者，察其实际，亦复不然。近年中国古代及近代史料发见虽多，而具有统系与不涉傅会之整理，犹待今后之努力。今日全国大学未必有人焉，能授本国通史，或一代专史，而胜任愉快者。东洲邻国以三十年来学术锐进之故，其关于吾国历史之著作，非复国人所能追步。昔元裕之、危太朴、钱受之、万季野诸人，其品格之隆污，学术之歧异，不可以一概论；然其心意中有一共同观念，即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今日国虽幸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若起先民于地下，其感慨如何？
《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二编》
现燕京与哈佛之中国学院经费颇充裕，若此项档案（按：内阁大库档案）
归于一外国教会之手，国史之责托于洋人，以旧式感情言之，国之耻也。
1929年致傅斯年函，《书信集》
弟拟将波斯人所著蒙古史料及西人译本陆续搜集，即日本人皆有之者，以备参考。此等书不可必得，乞寄其名目与欧洲巴黎、伦敦书店，托其购觅。庶几日本人能见之书，我辈亦能见之，然后方可与之竞争，此意谅荷赞同也。
1930年致傅斯年函，刘经富《陈寅恪未刊信札整理笺释》
日本人常有小贡献，但不免累赘。东京帝大一派，西学略佳，中文太差；西京一派，看中国史料能力较佳。
杨联陞《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杂稿》
欧洲受基督教之影响至深，昔日欧人往往以希伯来语言为世界语言之始祖，而自附其语言于希伯来语之支流末裔。迄乎近世，比较语言之学兴，旧日谬误之观念得以革除。因其能取同系语言，如梵语波斯语等，互相比较研究，于是系内各个语言之特性逐渐发见。印欧系语言学，遂有今日之发达。故欲详知确证一种语言之特殊现相及其性质如何，非综合分析，互相比较，以研究之，不能为功。而所与互相比较者，又必须属于同系中大同而小异之语言。盖不如此，则不独不能确定，且常错认其特性之所在，而成一非驴非马，穿凿附会之混沌怪物。因同系之语言，必先假定其同出一源，以演绎递变隔离分化之关系，乃各自成为大同而小异之言语。故分析之，综合之，于纵贯之方面，剖别其源流，于横通之方面，比较其差异。由是言之，从事比较语言之学，必具一历史观念，而具有历史观念者，必不能认贼作父，自乱其宗统也。……西晋之世，僧徒有竺法雅者，取内典外书以相拟配，名曰“格义”，实为赤县神州附会中西学说之初祖。即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一类之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盖此种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比较研究方法之义既如此，故今日中国必先将国文文法之“格义”观念，摧陷廓清，然后遵循藏缅等与汉语同系语言，比较研究之途径进行，将来自可达到真正中国文法成立之日。
《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二编》
若马眉叔之谬种尚在中国文法界有势力，正须摧陷廓清，代以藏缅比较之学。……今日之议论我者，皆痴人说梦，不学无术之徒，未曾梦见世界上有藏缅系比较文法学，及印欧系文法不能适用于中国语言者，因彼等不知有此种语言统系存在，及西洋文法亦有遗传习惯不合于论理，非中国文法之所应取法者也。
1932年8月17日致傅斯年函，《书信集》
大作宗旨及方法皆极精确，实获我心。大约中国语言文字之学以后只有此一条路可走也。右文之学即西洋语根之学，但中国因有文字特异之点，较西洋尤复杂，西洋人苍雅之学不能通，故其将来研究亦不能有完全满意之结果可期；此事终不能不由中国人自办，则无疑也。然语根之学实一比较语言之学。读大著所列举诸方法外，必须再详考与中国语同系诸语言，如西藏，缅甸语之类，则其推测之途径及证据，更为完备。此事今日殊不易办，但如德人西门，据高本汉字典以考西藏语，便略有发明。西门中国学至浅，而所以能有少少成绩者，其人素治印欧比较语言学，故于推测语根分化之问题，较有经验故耳。总之，公之宗旨，方法，实足树立将来治中国语言文字学之新基础，若能再取同系之语言以为参证之资料，则庶几可臻于完备之境域也。
（按：“右文之学”指因声求义之学；“苍雅之学”指《苍颉篇》《尔雅》而言，当指文字训诂之学。）
1934年3月6日致沈兼士函，《书信集》
西藏文《藏经》，多龙树马鸣著作而中国未译者。即已译者，亦可对勘异同。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等之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有发明。因藏文数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然此非我所注意也。
《与妹书》，《二编》
盖现在佛经之研究为比较校刊学，以藏文校梵文，而藏文有误，更进一步以蒙文校之，又核以中文或稍参以中央亚细亚出土之零篇断简，始成为完全方法。弟前拟以蒙文《佛所行赞》校藏文本（今梵文本真伪杂糅，非以藏文校读不可），而久不能得，虽托俄人往蒙古库伦代钞，迄不能致。
1929年致傅斯年函，《书信集》
如马鸣所撰《佛所行赞》，为梵文佛教文学中第一作品。寅恪昔年与钢和泰君共读此诗，取中文二译本及藏文译本比较研究，中译似尚逊于藏译。当时亦引为憾事，而无可如何者也。
《论韩愈》，《初编》
至《楞严经》，寅恪十余岁时，已读牧斋所作之《蒙钞》（按：《大佛顶首楞严经疏解蒙钞》）
，后数年，又于绍氏见一旧本《蒙钞》，上钤牧斋印记，亦莫辨其真伪。近数十年来，中外学人考论此经者多矣，大抵认为伪作。寅恪曩时与钢和泰君共取古今中外有关此经之著述及乾隆时满蒙藏文译本参校推绎。尤注意其咒文，是否复元后，合于梵文之文法及意义。因此得一结论，即此经梵文音译之咒心，实非华人所能伪造。然其前后诸品，则此土文士摭取开元以前关于阿难摩邓伽女故事译文，融会而成。故咒心前后之文，实为伪造，非有梵文原本。譬如一名画手卷，画虽是真，而前后题跋皆为伪造。由是言之，谓此经全真者，固非。谓其全伪者，亦未谛也。当寅恪与钢君共读此经之时，并偶观尚小云君演《摩登伽女》戏剧。今涉笔及此，回思前事，又不觉为之一叹也。
《别传》第三章
前函略言欲于一年内校注《蒙古源流》事，兹再详陈之。《蒙古源流》著录于《四库书目》，然讹误极多，几不可读。王观堂先生临卒前犹勤校此书，然迄未能蒇事。近日既得蒙古文原本，而中国文本系自满文译出，又于景阳宫发见满文本，及蒙文书社新印汉文本，宝瑞臣、王静安等校本，是治此书之一最好机会，故思以一年之期间为之。
1929年6月21日致傅斯年、罗家伦函，《五四飞鸿》
中土佛典译出既多，往往同本而异译，于是有编纂“合本”，以资对比者焉。“合本”与“格义”二者皆六朝初年僧徒研究经典之方法。自其形式言之，其所重俱在文句之比较拟配，颇有近似之处，实则性质迥异，不可不辨也。……可知本子即母子，上列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中，其大字正文，母也。其夹注小字，子也。盖取别本之义同文异者，列入小注中，与大字正文互相配拟。即所谓“以子从母”，“事类相对”者也。六朝诂经之著作，有“子注”之名，当与此有关。……可知“子注”之得名，由于以子从母，即以子注母。
（按：在佛教文献里，“本”又作“母”，特指校勘时的底本，“子”指其他的对校本；将“本”与“子”合并为一个新文本的整理方式，应称为“合本子”，而陈氏径称“合本”，实不甚准确。）
《支愍度学说考》，《初编》
夫“格义”之比较，乃以内典与外书相配拟。“合本”之比较，乃以同本异译之经典相参校。其所用之方法似同，而其结果迥异。故一则成为傅会中西之学说，如心无义即其一例，后世所有融通儒释之理论，皆其支流演变之余也。一则与今日语言学者之比较研究法暗合，如明代员珂之《楞伽经会译》者，可称独得“合本”之遗意，大藏此方撰述中罕觏之作也。
《支愍度学说考》，《初编》
当时“合本”之方法盛行。释道安有《合放光光赞略解》，支遁有《大小品对比要钞》。《出三藏记集》卷七及卷八载其序文，可以推知其书之概略。支敏度曾合《首楞严经》及《维摩诘经》，盖其人著《传译经录》，必多见异本，综合对比，乃其所长也。……据敏度所言，即今日历史语言学者之佛典比较研究方法，亦何以远过。故不避引用旧闻过多之嫌，特录其序记较详，以见吾国晋代僧徒当时研究佛典，已能精审若是，为不可及也。
《支愍度学说考》，《初编》
鄙意衒之习染佛法，其书制裁乃摹拟魏晋南北朝僧徒合本子注之体，刘子玄盖特指其书第五卷惠生宋云道荣等西行求法一节，以立说举例，后代章句儒生虽精世典，而罕读佛书，不知南北朝僧徒著作之中，实有此体，故于《洛阳伽蓝记》一书制裁义例，懵然未解，固无足异。
《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二编》
抑更有可申论者，裴松之《三国志注》人所习读，但皆不知其为合本子注之体。刘孝标《世说新语注》亦同一体材，因经后人删削，其合本子注之体材，益难辨识。至《水经注》虽知其有子注，而不知其为合本。前人研治者甚多，然终以不晓此义，无所发明，徒资纷扰，殊可悯惜。
《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二编》
南北朝佛教大行于中国，士大夫治学之法，亦有受其薰习者。寅恪尝谓裴松之《三国志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等，颇似当日佛典中之合本子注。然此诸书皆属乙部，至经部之著作，其体例则未见有受释氏之影响者。惟皇侃《论语义疏》引《论释》（按：当指《瑜伽师地论释》）
以解公冶长章，殊类天竺《譬喻经》之体。殆六朝儒学之士，渐染于佛教者至深，亦尝袭用其法，以诂孔氏之书耶？但此为旧注中所仅见，可知古人不取此法以诂经也。盖孔子说世间法，故儒教经典，必用史学考据，即实事求是之法治之。彼佛教《譬喻》诸经之体例，则形虽似，而实不同，固不能取其法，以释儒家经典也。
《杨树达论语疏证序》，《二编》
裴世期受诏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志。其自言著述之旨，以为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凡承祚所不载，而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又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而疑不能判者，则并皆抄内，以备异闻。据此言之，裴氏《三国志注》实一广义之合本子注也。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经后人删略，非复原本。幸日本犹存残卷，得借以窥见刘注之旧，知其书亦广义之合本子注也。郦善长之注《水经》，其体制盖同裴刘，而此书传世，久无善本。虽清儒校勘至勤，蔚成显学，惜合本子注之义，迄未能阐发。然则徐君是本之出，不独能恢复杨记之旧观，兼可推明古人治学之方法。他日读裴刘郦三家之书者，寅恪知其必取之以相参证无疑也。
《徐高阮重刊洛阳伽蓝记序》，《寒柳》
裴世期之注《三国志》，深受当时内典合本子注之薰习。此盖吾国学术史之一大事，而后代评史者，局于所见，不知古今学术系统之有别流，著述体裁之有变例，以喜聚异同，坐长烦芜为言，其实非也。赵宋史家著述，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最能得昔人合本子注之遗意。诚乙部之杰作，岂庸妄子之书，矜诩笔削，自比夏五郭公断烂朝报者所可企及乎？……而《补注》之于辽史，亦将如裴注之附陈志，并重于学术之林，斯则今日发声唱导之时，不胜深愿诚祷者也。
《陈述辽史补注序》，《二编》
尝谓自北宋以后援儒入释之理学，皆“格义”之流也。佛藏之此方撰述中有所谓融通一类者，亦莫非“格义”之流也。即华严宗如圭峰大师宗密之疏《盂兰盆经》，以阐扬行孝之义，作《原人论》而兼采儒道二家之说，恐又“格义”之变相也。然则“格义”之为物，其名虽罕见于旧籍，其实则盛行于后世，独关于其原起及流别，就予所知，尚未有确切言之者。以其为我民族与他民族二种不同思想初次之混合品，在吾国哲学史上尤不可不纪。
《支愍度学说考》，《初编》
基公《大乘法苑义林章》一所引菩提流支法师别传破刘虬五时判教之说，皆略同《大乘义章》之说，盖同出一源也。可知天台宗五时判教之义，本非创自天台诸祖，不过袭用旧说，而稍变易之耳。然与诸祖先后同时诸大师中，亦有不以五时之说为然者。就吾人今日佛教智识论，则五时判教之说，绝无历史事实之根据。其不可信，岂待详辨？然自中国哲学史方面论，凡南北朝五时四宗之说，皆中国人思想整理之一表现，亦此土自创佛教成绩之一，殆未可厚非也。尝谓世间往往有一类学说，以历史语言学论，固为谬妄，而以哲学思想论，未始非进步者。如《易》非（按：“非”似当为“本”之讹）
卜筮象数之书，王辅嗣程伊川之注《传》（按：当指《易传》）
，虽与《易》之本义不符，然为一种哲学思想之书，或竟胜于正确之训诂。以此推论，则徐健庵成容若之经解，亦未必不于阮伯元王益吾之经解外别具优点，要在从何方面观察评论之耳。
《大乘义章书后》，《二编》
寅恪谓熊十力之新唯识派，乃以Bergson（按：柏格森）
之创化论解佛学。欧阳竟无先生之唯识学，则以印度之烦琐哲学解佛学，如欧洲中世耶教之有Scholasticism（按：经院哲学）
，似觉劳而少功，然比之熊君所说尤为正途确解也云云。
吴宓日记1937年6月22日
若十力翁之《乾坤衍》犹未免比附阿时，无异康有为之说孔子托古改制以赞戊戌维新耳。
吴宓日记1961年9月1日
神话故事竟以为真，致后来效仿者，不惟宗教史有之，如尧舜等故事之影响于吾国历史是也。
《札记三》高僧传二集之部
考东西文字之蒙古旧史，其世界创造及民族起源之观念，凡有四类。最初者，为与夫余鲜卑诸民族相似之感生说。稍后乃取之于高车突厥等民族之神话。迨受阿剌伯波斯诸国之文化，则附益以天方教之言。而蒙古民族之皈依佛教者，以间接受之于西藏之故，其史书则掇采天竺吐蕃二国之旧载，与其本来近于夫余鲜卑等民族之感生说，及其所受于高车突厥诸民族之神话，追加而混合之。夫蒙古民族最初之时叙述其起源，而冠以感生之说。譬诸栋宇，既加以覆盖，本已成一完整之建筑，若更于其上施以楼阁之工，未尝不可因是益臻美备而壮观瞻。然自建筑方面言之，是谓重叠之工事。有如九成之台，累土而起，七级之塔，历阶而登，其构造之愈高而愈上者，其时代转较后而较新者也。
《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二编》
今之《元史》记蒙古民族起源，仅述此感生说，不更追述此前之神话，如《元秘史》及拉施特《集史》之所载者，姑不论其经后世史官删削与否，要为尚不尽失其简单之原始形式。而《秘史》所记世系较《元史》为多者，乃由采用突厥等民族神话，追加附益于其本来固有者之所致。故孛端叉儿以前一十一世之事迹，乃蒙古民族起源史后来向上增建之一新层级，较《元史》之简单感生说，恐尤荒诞不可徵信。……可知《蒙古源流》于《秘史》所追加之史层上，更增建天竺吐蕃二重新建筑，采取并行独立之材料，列为直贯一系之事迹。换言之，即糅合数民族之神话，以为一民族之历史。故时代以愈推而愈久，事迹亦因愈演而愈繁。吾人今日治史者之职责，在逐层削除此种后加之虚伪材料，庶几可略得一近似之真。然近日学人犹有谓“吐蕃蒙兀实一类也。《〔蒙古〕源流》之说，未可厚非”者（见屠寄《蒙兀儿史记·世纪第一》），岂不异哉！
夫逐层向上增建之历史，其例自不限于蒙古史。其他民族相传之上古史，何独不然。今就小彻辰撒囊之《蒙古源流》一书而论，推究其所以致此叠累式之原因，则不得不溯源于《彰所知论》。……其造论亦取天竺吐蕃事迹，联接于蒙兀儿史。于是蒙兀儿史遂为由西藏而上续印度之通史。后来蒙古民族实从此传受一历史之新观念及方法。《蒙古源流》即依此观念，以此方法，采集材料，而成书者。然则帝师此《论》与蒙古史之关系深切若是，虽非乙部之专著，治史者固不可以其为佛藏之附庸而忽视之也。
《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二编》
近闻教育部有令，中学历史教科书不得有挑拨国内民族感情之处，于民族战争不得言，要证明民族同源，我以为这是不必的，除近世有些问题，宜慎重处理外，其余不必讳言，也不宜附会。为着证明民族同源，必须将上古史向上推。如拓跋魏自称黄帝之后，欲证明其同源，必须上推溯至黄帝方可。这就将近年来历史学上之一点进步完全抛弃，至为可惜。……在政府此种政策之下，遂有扫黄帝陵之举，殊不知非特不能调和民族间感情，反足以挑拨之也。
人每谓后代之某民族，即古代之某民族。这极危险，极靠不住，极难说。凭毫无证据之玄想的假设，遂于古代之民族间之战争，讳而不言，殊为不当。
不讲民族战争，如汉史不讲与匈奴之战和，本时期不讲华、胡之战，则更无多少事可言。古代史上的民族战争，无避讳之必要。
1936年2月3日讲课时言，《年谱长编》
战胜者收取战败者之珠玉财宝车甲珍器，送于战胜者之本土。或又以兵卒屯驻于战败者之土地。战胜者本土之蔬果，则以其为出征远戍之兵卒夙所习用嗜好之故，辄相随而移植于战败者之土地。以曾目睹者言之，太平天国金陵之败，洪杨库藏多辇致于衡湘诸将之家。而南京菜市冬苋紫菜等蔬，皆出自湘人之移植。清室圆明园之珍藏，陈列于欧西名都之博物馆。而旧京西郊静明园玉泉中所生水菜，据称为外国联军破北京时所播种。此为古今中外战胜者与战败者，其所有物产互相交换之通例。燕齐之胜败，何独不如是乎？……蓟丘之植，自可随留徇齐地之燕军，而移植于汶篁。
《蓟丘之植植于汶篁之最简易解释》，《二编》
又因此可知薛怀义等当时即取旧译之本，附以新疏，巧为傅会。其于昙本原文，则全部袭用，绝无改易。既不伪造，亦非重译。然则王（按：王国维）
跋以为：“经文但稍加缘饰，不尽伪托。”又云：“此疏之成，盖与伪经同颁天下。”则尚有未谛也。盖武曌政治上特殊之地位，既不能于儒家经典中得一合理之证明，自不得不转求之于佛教经典。而此佛教经典若为新译或伪造，则必假托译主，或别撰经文。其事既不甚易作，其书更难取信于人。仍不如即取前代旧译之原本，曲为比附，较之伪造或重译者，犹为事半而功倍。由此观之，近世学者往往以新莽篡汉之故，辄谓古文诸经及《太史公书》等悉为刘歆所伪造或窜改者，其说殆不尽然。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固不足以判决其是非。
《武曌与佛教》，《二编》
僧传所载善声沙门，几全部为居住建康之西域胡人，或建康之土著。盖建康京邑，其地既为政治之中心，而扬州又属滨海区域，故本多胡人居住，《世说新语》政事篇王丞相拜扬州条即是一例。过江名士所以得知此“弹指”“兰阇”之胡俗胡语者，或亦由建康胡化之渐染，非必前居洛阳时传习而来也。夫居住建康之胡人依其本来娴习之声调，以转读佛经，则建康土著之僧徒受此特殊环境之薰习，其天赋优厚者往往成为善声沙门，实与今日中国都邑及商港居民善讴基督教祀天赞主之歌颂者，理无二致。此为建康所以多善声沙门之最要主因，而宫廷贵族之提倡尚在其次也。
《四声三问》，《初编》
骑马之技术本由胡人发明。其在军队中有侦察敌情及冲陷敌阵两种最大功用。实兼今日飞机、坦克二者之效力，不仅骑兵运动迅速灵便，远胜于部卒也。
《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初编》
近百年来中国的变迁极速，有划时代的变动。对唐史亦应持此态度，如天宝以前与天宝以后即大不相同，唐代的变动极剧，此点务须牢记。
石泉、李涵《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杂稿》
据刘轲之言，牛党所为殊似今日通衢大厦效颦外国政党宣传之标语，岂知吾中国党人早已发明耶？可笑可叹也。
（按：《唐代》手写本此句作：“牛党所为殊似今日通衢广张之效颦外国政党宣传标语，岂知吾中国人早已发明此方法耶？可笑，可叹！”）
《唐代》重庆本中篇
神策军有“治外法权”乃当时所公认。
《札记一》新唐书之部
……九姓胡即中亚昭武九姓族类，所谓西域贾胡者是也。其假借回纥势力侨居中国，居赀殖产，殆如今日犹太商人假借欧美列强势力来华通商致富之比耶？斯亦唐代中国在和平时期人民所受外族影响之一例也。
《唐代》下篇
至老人所谓北胡，名义虽指回纥言，实际则为西域胡人。盖回纥盛时中亚贾胡往往借其名义，以牟利于中国……昭武九姓胡，其人本以善贾著称。既得依借回纥之荫护，侨居长安，殖产业而长子孙。故于长安风俗服装之渐染胡化，实大有关系也。
《读东城老父传》，《初编》
噫！当崇祯之季世，明室困于女真后裔建州之侵逼，岌岌乎不可终日，与天水南渡、开禧之时，复何以异？
《别传》第四章
至于冯君之书，其取用材料，亦具通识，请略言之。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迳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昔人笼统认为一人一时之作，其误固不俟论。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宗传灯之语录，而龂龂致辩于其横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而冯君之书，独能于此别具特识，利用材料，此亦应为表章者也。若推此意而及于中国之史学，则史论者，治史者皆认为无关史学，而且有害者也。然史论之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其发为言论之时，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时代之环境背景，实无异于今日新闻纸之社论时评。若善用之，皆有助于考史。故苏子瞻之史论，北宋之政论也。胡致堂之史论，南宋之政论也。王船山之史论，明末之政论也。今日取诸人论史之文，与旧史互证，当日政治社会情势，益可借此增加了解，此所谓废物利用，盖不仅能供习文者之摹拟练习而已也。若更推论及于文艺批评，如纪晓岚之批评古人诗集，辄加涂抹，诋为不通。初怪其何以狂妄至是，后读清高宗御制诗集，颇疑其有所为而发。此事固难证明，或亦间接与时代性有关，斯又利用材料之别一例也。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二编》
至于北宋真宗时，日本传来之《大乘止观法门》一书，乃依据《大乘起信论》者，恐系华严宗盛后，天台宗伪托南岳而作。故此书只可认为天台宗后来受华严宗影响之史料，而不能据以论南岳之思想也。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二编》
《世说新语》文学篇阮宣子有令问条，以为阮脩答王衍之言，《晋书》四九《阮瞻传》则以为阮瞻对王戎之语，其他史料关于此者亦有歧异，初视之似难定其是非。其实此问若乃代表当时通性之真实，其个性之真实虽难确定，然不足致疑也。
《隋唐》二
《剧谈录》所纪多所疏误，自不待论。但据此故事之造成，可推见当时社会重进士轻明经之情状，故以通性之真实言之，仍不失为珍贵之社会史料也。
《唐代》中篇
“个性不真实，通性真实”——以小说证史之思路。先师讲课及研究过程中，在掌握史料方面“以诗证史”之例颇多，前人已屡有称述；但“以小说证史”之论点，则在讲课过程中亦有所阐发，大意谓：有些小说中所叙之人与事，未必实有，但此类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则诚有之。《水浒传》所记梁山泊人物之事迹，多属民间传说甚至虚构，但这类人在当时环境下，从事这类活动，则是真实的。先师称之为：“个性不真实，而通性真实。”例如《水浒传》中之“祝家庄”，有无此庄并以“祝”为名，颇难确证，但像祝家庄这类由地主自组武装，并收纳“庄客”之事，则在宋元时，乃是现实。先师并顺便提到《太平广记》中记述一系列短篇小说也反映中唐至五代时社会情况。先师还曾简要地举过《红楼梦》为例，说尽管故事纯属虚构，但也反映了清代前期康雍乾盛世、上层社会之文化水平，及其日趋腐败、中衰状况。
石泉《先师寅恪先生治学思路与方法之追忆（补充二则）》，《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
寅恪所见，为顾公燮书（按：《消夏闲记选存》）
所载，乃保存当日钱柳两人对话之原辞，极可珍贵。所以知者，因其为吴语，且较简单，甚合彼时情景之故。至若《练真吉日记》（按：当作《练贞吉日记》）
，藻饰最多，尤远于真实矣。此点可取《世说新语》与《晋书》对校，其演变之痕迹，明白可寻。斯固治史者所习知，不待赘论。钱柳此趣文，亦其例证欤？
《别传》第四章
自昔长于金石之学者，必为深研经史之人，非通经无以释金文，非治史无以证石刻。群经诸史，乃古史资料多数之所汇集。金文石刻则其少数脱离之片段，未有不了解多数汇集之资料，而能考释少数脱离之片段不误者。先生平日熟读三代两汉之书，融会贯通，打成一片。故其解释古代佶屈聱牙晦涩艰深之词句，无不文从字顺，犁然有当于人心。
《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二编》
必定旧材料很熟，而后才能利用新材料。因为新材料是零星发现的，是片断的。旧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宜的地位。正像一幅古画已残破，必须知道画的大概轮廓，才能将其一山一树置于适当地位，以复旧观。在今日能利用新材料的，上古史部分必对经书（经史子集的经，也即上古史的旧材料）很熟，中古以下必须更［史
］熟。
卞僧慧《“晋至唐史”开课笔记》，《年谱长编》（另参《编年事辑》1935年）
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韩愈之《顺宗实录》者，朝廷史官撰进之国史也。李复言之《续玄怪录》者，江湖举子投献之行卷也。两书之品质绝不类似，然其所纪元和一代，宪宗与阉宦始终隐秘之关系，转可互相发明。特并举之，用作例证。
《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二编》
顷读大作讫，佩服之至。近来日本人佛教史有极佳之著述，然多不能取材于教外之典籍，故有时尚可供吾国人之补正余地（然亦甚尠矣）。今公此作，以此标题畅发其蕴，诚所谓金针度与人者。就此点言，大作不仅有关明清教史，实一般研究学问之标准作品也。拜诵之后，心悦诚服。
（按：陈智超说明陈垣之作系《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
1934年4月6日致陈垣函，《书信集》
日本人对我国国学之研究超过中国，工具好，材料多，是中国史学的主要竞争对手。但其弱点为只研究佛教材料如《大藏经》，而不涉及其他文史典籍，只在佛教史中打圈子；或研究唐史而不注意佛教史，因此都不能得到圆满的结果。哲学史、文化史绝非与社会无关者，此一观念必先具备。
石泉、李涵《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杂稿》
弟近草成一书，名曰《元白诗笺证》，意在阐述唐代社会史事，非敢说诗也。弟前作两书，一论唐代制度，一论唐代政治，此书则言唐代社会风俗耳。
1944年8月10日致陈槃函，《书信集》
中国诗与外国诗不同之点——与历史之关系：
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如《唐诗三百首》中有的诗短短二十余字耳，但……外国诗则不然，空洞不着人、地、时，为宗教或自然而作。
……
元白诗证史即是利用中国诗之特点来研究历史的方法。
……
唐人诗中看社会风俗最好。元白诗于社会风俗方面最多，杜甫、李白的诗则政治方面较多。
唐筼《元白诗证史第一讲听课笔记片段》，《杂稿》
综合以上所比证之例言之，凡关于中央政府官吏之俸料，史籍所载额数，与乐天诗文所言者无不相合。独至地方官吏（京兆府县官吏，史籍虽附系于京官之后，其实亦地方官吏也），则史籍所载，与乐天诗文所言者，多不相合。且乐天诗文所言之数，悉较史籍所载定额为多。据此可以推知唐代中晚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料之外，其他不载于法令，而可以认为正当之收入者，为数远在中央官吏之上。
《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二编》
开元以前唐人多愿为京官而薄外官。至天宝后正相反，因京官（虚估）、外官（实估），实际所差甚多。
《元白诗证史》，《梁方仲笔记》
古诗的题目颇重要，混淆后乃难以分辨，明末人所著《唐音统签》曾加以考证校订。如将唐诗加以有系统之研究，可以成为极好之史料。例如清人杨锺羲的《雪桥诗话》，从诗题中察知若干掌故，可补正史之不足。
石泉、李涵《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杂稿》
……可知牧斋之注杜，尤注意诗史一点，在此之前，能以杜诗与唐史互相参证，如牧斋所为之详尽者，尚未之见也。
《别传》第五章
《周礼》一书，其真伪及著作年代问题古今说者多矣，大致为儒家依据旧资料加以系统理想化之伟作，盖托古改制而未尝实行者，则无疑义也。自西汉以来，摹仿《周礼》建设制度，则新莽、周文帝、宋神宗，而略傅会其名号者则武则天，四代而已。四者之中三为后人所讥笑，独宇文之制甚为前代史家所称道，至今日论史者尚复如此。
《隋唐》三
《周礼》中可分为两类：一，编纂时所保存之真旧材料，可取金文及《诗》《书》比证。二，编纂者之理想，可取其同时之文字比证。
1953年9月对蒋天枢言，《编年事辑》
《考工记》之作成时代颇晚，要乃为儒家依据其所得之材料，而加以理想化之书，则无可疑。
《隋唐》二
《考工记》作成之时代虽晚，但必为儒家依据其所得之资料，加以理想化编纂之书，似无疑义。
《唐代》中篇
《小戴记》中《大学》一篇疑是西汉中世以前儒家所撰集。至《中庸》一篇，则秦时儒生之作品也。
《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锺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初编》
唐史的材料虽不少，但多重复。重复可以有所比较，也有它的好处。史料却少得可怜。加之所有的史料多注重政治，其他各方面则更少了。因此我们只好到地下去寻找碑铭之类的文章。这种文章有一部分是有用的，大部分是不重要人物的记载，对历史无用处。许多墓志的写法，是用同一种格式填充的，也就没价值了。还是唐文集里的墓志，内容比较有价值。
黄萱《唐代史听课笔记片段》，《杂稿》
在中国的古画中，找不到史料。在日本的正仓院，却保存着许多唐朝很有历史价值的画——类似现代的漫画。……日本、朝鲜、安南现尚保存唐代的习惯很多。例如日本尚有霓裳散序遗音及双陆之戏。
《唐书》对于府兵的记载不全。最奇怪的是日本的法令，全似唐朝的法令。除“郡县”之类改为“国”。因此欲知唐的法律，当看日本的法律书。
黄萱《唐代史听课笔记片段》，《杂稿》
伪文中子《元经》（伪为王通作，毫无价值）。
《元白诗证史》，《梁方仲笔记》
新旧《唐书》记载籍贯以《新唐书》为可信，因《旧唐书》据碑志多记郡望也。
在朱延丰论文答辩会所言，朱自清日记1933年3月23日
以诗证事，自宋而大盛，如计有功《唐诗纪事》。但虚伪假造之成分甚多。
《元白诗证史》，《梁方仲笔记》
《通鉴》之考订价值甚高。……读正史后方知《通鉴》之胜。《考异》多有说明。……胡注：温公作《通鉴》，不特纪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杜工部只“出师未捷”二句诗见《通鉴》；屈原不见，宋人早已论及。或温公已怀疑屈平之存在。）读正史必参考《通鉴》！
杨联陞《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杂稿》
政治部分要看《通鉴》，以《通鉴纪事本末》为参考。要看《通鉴》，不应只看《纪事本末》。今人每好看《纪事本末》，以为此书有合于西洋科学方法，而不看《通鉴》。这实在错误。……所以说《纪事本末》可谓《通鉴》带全文的索引，可作读《通鉴》时的参考，而不能代替《通鉴》。《纪事本末》不能作为依据，必须看《通鉴》原书。
卞僧慧《“晋至唐史”开课笔记》，《年谱长编》
今人每好用《文献通考》而不用《通典》，因为前者包括的时代长，用着方便，其实不对。《通考》的价值，在于对宋事的批评（不谈其批评的是非）。再早的材料，也不过钞《通典》《通鉴》及正史。
卞僧慧《“晋至唐史”开课笔记》，《年谱长编》
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余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则此残篇故纸，未必实有系于学术之轻重者在。今日之编斯录也，不过聊以寄其愤慨之思耳！是说也，寅恪有以知其不然，请举数例以明之。……傥综合并世所存敦煌写本，取质量二者相与互较，而平均通计之，则吾国有之八千余轴，比于异国及私家之所藏，又何多让焉。
《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二编》
微之诗“个个君侯欲梦刀”句，其意谓人皆欲至西蜀一见洪度，如王士治之得为益州刺史，此固易解。……然寅恪少读《晋书》，于“三刀”之义颇不能通。后见唐人写本，往往书“州”字作“刕”形，殆由“州”“刀”二字，古代音义俱近之故。（“州”即“岛”也。）唐人书“州”作“刕”，必承袭六朝之旧，用此意以释王濬之梦，李毅之言，少时读史之疑滞，于是始豁然通解矣。
《别传》第四章
是佛经之首冠以《感应》《冥报》传记，实为西北昔年一时风尚。今则世代迁移，当时旧俗，渺不可稽，而其迹象，仍留于外族重翻之本。徵考佛典编纂之体裁者，犹赖之以为旁证，岂不异哉！
《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二编》
禅宗自谓由迦叶传心，系据《护法因缘传》。现此书已证明为伪造。达摩之说，我甚疑之。
《与妹书》，《二编》
内阁档案，有明一代史料及清初明清交涉档案，极为重要，现在李木斋先生所。李无暇整理，而贮置赁屋中，上雨旁风，急欲出售，若无受主；索价仅两万元，盖李以一万八千元购得之者也。研究院如能扩充，则此大宗史料，实可购而整理之云。
陈守实《记梁启超、陈寅恪诸师事》，《追忆》
午间与适之先生及陈寅恪兄餐，谈及七千袋明清档案事。……其中无尽宝藏，盖明清历史，私家记载，究竟见闻有限，官书则历朝改换，全靠不住，政治实情，全在此档案中也。且明末清初，言多忌讳，官书不信，私人揣测失实，而神、光诸宗时代，御虏诸政，《明史》均阙。此后《明史》改修，《清史》编纂，此为第一种有价值之材料。……昨日适之、寅恪两先生谈，坚谓此事如任其失落，实文化学术上之大损失，《明史》《清史》，恐因而搁笔。且亦国家甚不荣誉之事也。
傅斯年1928年9月11日致蔡元培函，《傅斯年遗札》
又我辈重在档案中之史料，与彼辈异趣，我以为宝，彼以为无用之物也。
1929年3月1日致傅斯年函，《书信集》
忆二十余年前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编辑《明清史料》，见乾隆朝三法司档案甚多。
《论再生缘》，《寒柳》
师于史之见解，谓整理史料，随人观玩，史之能事已毕；文章之或今或古，或马或班，皆不必计也。因言《清史》之草率，谓十六年告成，以清代事变之烦剧，断非仓猝间能将三百年之史实一一整理者也。闻史馆中史料残缺殊甚，某人任某门，则某门之史料即须某人以私人资格搜罗。微特浩如烟海之史料，难由一二私人征集，即自海通以还，一切档案，牵涉海外，非由外交部向各国外交当局调阅不可，此岂私人所能为者也？边疆史料，不详于中国载籍，而外人著述却多精到之记载，非征译海外著述不可。又如太平军之役，除官书外，史料亦多缺轶。曾氏初起时，曾遣人至粤侦伺洪氏内幕。此人备历艰险，作有详细报告，成一专书，名曰《贼情回报》（按：书名应为《贼情汇纂》
），今其书尚存，于太平军中诸领袖人物，皆为作略历，如小传，一切法制规例，皆列靡遗。此类极有价值之史料，若不出重价购买，则于太平军内容，必难得其详。此事亦非私人所能了。又乾隆以前《实录》，皆不可信，而内阁档案之存者，亦无人过问。清人未入关前史料，今清史馆中人几无一人知之，其于清初开国史，必多附会。
陈守实《记梁启超、陈寅恪诸师事》，《追忆》
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著书名世者甚众。偶闻人言，其间颇有改订旧文，多任己意，而与先生（按：指刘文典）
之所为大异者。寅恪平生不能读先秦之书，二者之是非，初亦未敢遽判。继而思之，尝亦能读金圣叹之书矣。其注《水浒传》，凡所删易，辄曰，“古本作某，今依古本改正”。夫彼之所谓古本者，非神州历世共传之古本，而苏州金人瑞胸中独具之古本也。由是言之，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与先生所为大异者，乃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谈商周邃古之朴学。其所著书，几何不为金圣叹胸中独具之古本，转欲以之留赠后人，焉得不为古人痛哭耶？
《刘叔雅庄子补正序》，《二编》
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故承命不辞。欲借是略言清代史学所以不振之由，以质正于先生及当世之学者。……挚仲洽谓杜元凯《春秋释例》本为《左传》设，而所发明，何但《左传》。今日吾国治学之士，竞言古史，察其持论，间有类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者。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二编》
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此弊至今日之谈墨学而极矣。今日之墨学者，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能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诚可为长叹息者也。今欲求一中国古代哲学史，能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所以宜加以表扬，为之流布者，其理由实在于是。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二编》
近年国内本国思想史之著作，几尽为先秦及两汉诸子之论文，殆皆师法昔贤“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者”，何国人之好古，一至于斯也。
《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二编》
研上古史，证据少，只要能猜出可能，实甚容易。因正面证据少，反证亦少。近代史不难在搜辑材料，事之确定者多，但难在得其全。中古史之难，在材料之多不足以确证，但有时足以反证，往往不能确断。
杨联陞《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杂稿》
中古史不像上古史，上古史能有一二材料就能立一说，证据虽不充足，也很难反驳。又不像近代史，材料很多，真伪易辨，难在收集得全。中古史有相当的材料，而不如近代史之多，以致根据一些材料成立一说，就可能又有一些材料可以反驳之，所以困难。
卞僧慧《“隋唐史”开课笔记》，《年谱长编》
陈寅恪先生曾说过，先秦两汉时代史料太少，不易论证；宋以后史料又太多，掌握不全。所以他选择了南北朝隋唐一段，史料多到够论证，但又不至于无法遍读。
周一良《挖一下厚古薄今的根》
清华大学1932年秋季的学程说明中，说“以晋初至唐末为一整个历史时期”，当系陈先生所拟定。据传陈先生还曾说过，汉以前历史材料太少，问题不易说清楚，宋以后印刷术发明，书籍大量广泛流通，材料又太多，驾驭不易，所以选取魏晋到隋唐材料多少适中的一段作为研究对象。如果此话属实，也可以帮助解释为何陈先生选择了这个不古不今的段落。
周一良《纪念陈寅恪先生》，《追忆》
陈师在1936—37年的隋唐史班上曾一再明讲，由于史料残阙，中国上古史是不易、也不宜作长期研究的对象的。近代史史料多，但需精细考证之处不多。唯有当中一段，尤其是隋唐，史料上虽仍有不少残阙，但一般资料究竟比起上古要多得多，而且还有其他多种古语文的资料，所以最宜于精深的考证，而原创性发明的机会也比较多。我清华同系同屋的黄明信（古藏文的一等专家）在这年的一次系茶会中明明听见陈先生相当大声地说：“我真不懂何以今天居然有人会开中国上古史这门课！”……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
谈治史以中古史为先。先生曾经不只一次说过：“上古去今太远，无文字记载，有之亦仅三言两语，语焉不详，无从印证。加之地下考古发掘不多，遽难据以定案。画人画鬼，见仁见智，曰朱曰墨，言人人殊，证据不足，孰能定之？中古以降则反是，文献足征，地面地下实物见证时有发见，足资考订，易于着笔，不难有所发明前进。至于近现代史，文献档册，汗牛充栋，虽皓首穷经，迄今无终了之一日，加以地下地面历史遗物，日有新发现，史料过于繁多，几无所措手足。”是知先生治史以治中古史为易于见功力之微旨，非以上古与近现代史为不可专攻也。
王锺翰《陈寅恪先生杂忆》，《追忆》
陈翁之意，殆以为刘汉以前，年代久远，史料难资征信；明清以降，又以为时苦近，资料太多，不易抉择。李唐为中国文化之最高峰，书法、佛经、诗歌、古文、政治制度，均有辉煌之成就，入此宝山，必多创获。
揩元《陈寅恪教授》，《近代中国史家学记》
治上古史，从文献讲首先有个识字的问题，不识字或认错了，就一切无从谈起。再一个是辨别真伪的问题，把后来人假造的“史料”当真的，做立论根据，往往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而且，要讲究第一手资料就不能仅靠文献，地下发掘提供的实物资料尤其重要，这就需要良好的社会条件，不是任何一个史学工作者单凭自己个人努力能够解决的问题。治近古史，则中国从宋代以来，印刷业逐渐发展，史料越来越多，从正史材料到稗官野史、笔记杂谈，多如牛毛，一个史学工作者既要通览一个时代的全局和它的来龙去脉，又要有所专精，是很难做得恰到好处的。比较起来，治中古史，这几个方面的困难要少一点，认字、辨伪的任务比上古史少，史料繁多难于占有的问题比近古史小，可以说是不古不今，但也有它的困难。研究中国中古文化不懂佛学是隔靴搔痒，难得有成就……
艾天秩《忆先师陈寅恪先生》
然新儒家之产生，关于道教之方面，如新安之学说，其所受影响甚深且远，自来述之者，皆无惬意之作。近日常盘大定推论儒道之关系，所说甚繁，仍多未能解决之问题。盖道藏之秘籍，迄今无专治之人，而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数百年间，道教变迁传衍之始末及其与儒佛二家互相关系之事实，尚有待于研究。此则吾国思想史上前修所遗之缺憾，更有俟于后贤追补者也。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二编》
……惟渊明生世在子真（按：范缜）
之前，可谓“孤明先发”耳。陶、范俱天师道世家，其思想冥会如此，故治魏晋南北朝思想史，而不究家世信仰问题，则其所言恐不免皮相，此点斯篇固不能详论，然即依陶、范旨趣符同一端以为例论而推之，亦可以思过半矣。
《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初编》
盖研究当时士大夫之言行出处者，必以详知其家世之姻族连系及宗教信仰二事为先决条件，此为治史者之常识，无待赘论也。近日梁启超氏于其所撰《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一文中谓：“其实渊明只是看不过当日仕途混浊，不屑与那些热官为伍，倒不在乎刘裕的王业隆与不隆。”“若说所争在甚么姓司马的，未免把他看小了。”及“宋以后批评陶诗的人最恭维他耻事二姓，这种论调我们是最不赞成的”。斯则任公先生取己身之思想经历，以解释古人之志尚行动，故按诸渊明所生之时代，所出之家世，所遗传之旧教，所发明之新说，皆所难通，自不足据之以疑沈休文之实录也。
《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初编》
府兵之制起于西魏大统，废于唐之天宝，前后凡二百年，其间变易增损者颇亦多矣。后世之考史者于时代之先后往往忽略，遂依据此制度后期即唐代之材料，以推说其前期即隋以前之事实，是执一贯不变之观念，以说此前后大异之制度也，故于此中古史最要关键不独迄无发明，复更多所误会。夫唐代府兵之制，吾国史料本较完备，又得日本《养老令》之宫卫军防诸令条，可以推比补充，其制度概略今尚不甚难知。惟隋以前府兵之制，则史文缺略，不易明悉，而唐人追述前事，亦未可尽信。
《隋唐》六
欧阳永叔以唐之府兵为兵农合一，是也。但概括府兵二百年之全部，认其初期亦与唐制相同，兵农合一，则已谬矣。叶水心以宇文苏绰之府兵为兵农分离，是也。但亦以为其制经二百年之久，无根本之变迁，致认唐高祖太宗之府兵仍是兵农分离之制，则更谬矣。司马君实既误用《家传》（按：《邺侯家传》）
以唐制释西魏府兵，而欧阳、叶氏复两失之，宋贤史学，今古罕匹，所以致疏失者，盖史料缺略，误认府兵之制二百年间前后一贯，无根本变迁之故耳。
《隋唐》六
总括言之，杜少陵与安史为同时人，其以杂种目安史，实当时称中亚九姓胡为杂种胡之明证。《旧唐书》多保存原始材料，不多改易词句。故在《旧唐书》为杂种胡，在《新唐书》则易为九姓胡。考宋子京改字之由，其意恐杂种胡一词，颇涉通常混种之义，易启误会，遂别用九姓胡之名。史家遣辞明审，殊足令人钦服。然则唐史新旧两《书》，一则保存当时名称，一则补充其他解释。各有所长，未可偏废，观此一例，即可推知。后人往往轻议子京，亦由不明此义，因特为标出而论证之如此。
《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二编》
鄙意白氏与西域之白或帛氏有关，自不俟言，但吾国中古之时，西域胡人来居中土，其世代甚近者，殊有考论之价值。若世代甚远久，已同化至无何纤微迹象可寻者，则止就其仅余之标帜即胡姓一事，详悉考辨，恐未必有何发见，而依吾国中古史“种族之分，多系于其人所受之文化，而不在其所承之血统”之事例言之，则此类问题亦可不辨。故谓元微之出于鲜卑，白乐天出于西域，固非妄说，却为赘论也。
《白乐天之先祖及后嗣》，《元白》
寅恪颇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载，而以后人翻案之文字为无历史常识。乾隆官本楼钥《攻媿集》中凡涉及妇人之改嫁者，皆加窜易，为之隐讳。以此心理推之，则易安居士固可再醮于生前赵宋之日，而不许改嫁于死后金清之时，又何足怪哉。
《论再生缘》，《寒柳》
商务《四部丛刊》南宋楼钥《攻媿集》中有许多名人之母均改嫁，经清人修订删改。李易安改嫁似应确有其事。
《元白诗证史》，《梁方仲笔记》
昔年尝见王船山之书，痛诋曹子建，以为陈思王之诗文，皆其门客所代作，殊不解何以发此怪论。后来细思之，朱明一代，宗藩固多贤者，其著述亦甚丰富，傥详悉检察稽考，其中当有非宗藩本人自撰，而倩门客书佣代为者，姜斋指桑骂槐，殆由于此耶？
《别传》第五章
世人或谓宗教与政治不同物，是以二者不可参互合论。然自来史实所昭示，宗教与政治终不能无所关涉。即就先生是书所述者言之，明末永历之世，滇黔实当日之畿辅，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也。故值艰危扰攘之际，以边徼一隅之地，犹略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盖由于此。及明社既屋，其地之学人端士，相率遁逃于禅，以全其志节。今日追述当时政治之变迁，以考其人之出处本末，虽曰宗教史，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今先生是书刊印将毕，寅恪不获躬执校雠之役于景山北海之旁，仅远自万里海山之外，寄以序言，借告并世之喜读是书者。谁实为之，孰令致之，岂非宗教与政治虽不同物，而终不能无所关涉之一例证欤？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二编》
……河东君之意，以永历为正统，南都倾覆之后，惟西南一隅，尚可继续明祚也。
《别传》第五章
钱氏（按：钱大昕）
虽不显言王氏（按：王鸣盛）
之非，然其所依据仍从唐史本传。较之刘孟瞻之误检《通鉴》之纪年，复误信王西庄于大中四年之误置闰月者，其学识相去悬远，信为清代史学家第一人也。
《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二编》
任公先生高文博学，近世所罕见。然论者每惜其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以为先生之不幸。是说也，余窃疑之。尝读元明旧史，见刘藏春姚逃虚皆以世外闲身而与人家国事。况先生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其不能与当时腐恶之政治绝缘，势不得不然。……迨先生《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出，摧陷廓清，如拨云雾而睹青天。然则先生不能与近世政治绝缘者，实有不获已之故。此则中国之不幸，非独先生之不幸也。又何病焉？
《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寒柳》
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
《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二编》
总之，寅于此范围一无所知，病中匆读一过，信笔写其印象而已。不能详绎，愧无贡献以资挥笔。惟尊制精慎明辨，令人倾佩无已。忆十年前王观堂先生欲作辽史索引，以移剌部名及其问题见语，寅当时亦未研究及此，颇忘其意旨所在。王文极明畅，而语言难懂，故未全悉其何所言也。观其作《脚色考》已注意及此矣。王公旋殁，遗著中亦无文论及此者，而寅心中觉此事尚必有未发之覆。今日忽读此文，知学问之道，真是后来居上，不觉欢忻感叹一时交集。
1936年1月22日致陈述函，《书信集》
寅恪后见王国维题高野侯藏汪然明刻本《柳如是尺牍》七绝三首之一云：“纤郎名字吾能意，合是广陵王草衣。”足徵观堂先生之卓识也。
《别传》第四章
我初见先生于姚家胡同，那行［时
］先生兴致很好，除垂询学业外多所指教。当时曾谈：王观堂先生学识精博，自是当世大家，惟王先生作学问兴趣每几年由这一方面转到其他方面，倘若专一为之，所获成绩当更大。先生对观堂先生深表敬佩之忱，亦示应有借鉴之处。语重心长，使人铭记不能忘。
陈述《陈寅恪先生手书信札附记》，《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
第一次见寅恪先生，他谈到王国维。他说：“王观堂是中外闻名的大学者。他的兴趣经常转换。如果他不换，成就会更大。”我体会他是教导我做学问要专一……
刘凤翥、陈智超《陈述先生忆往事》，《年谱长编》
遵王与牧斋之关系，除光绪修《常昭合志稿》三二及同治修《苏州府志》一百本传外，章式之钰《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证补辑类记》所载《钱曾传》，颇为详尽，兹不备引，读者可自取参阅。唯忆昔年寅恪旅居北京，与王观堂国维先生同游厂甸，见书摊上列有章氏此书。先生持之笑谓寅恪曰：“这位先生（指章式之）是用功的，但此书可以不做。”时市人扰攘，未及详询，究不知观堂先生之意何在？特附记于此，以资谈助。
《别传》第五章
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也。……至于先生是书之材料丰实，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俱极其工力，庶几宋贤著述之规模，则读者自能知之，更无待于寅恪之赘言者也。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二编》
中国史学莫盛于宋，而宋代史家之著述，于宗教往往疏略，此不独由于意执之偏蔽，亦其知见之狭陋有以致之。元明及清，治史者之学识更不逮宋，故严格言之，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然其有之，实自近岁新会陈援庵先生之著述始。……其搜罗之勤，闻见之博若是。至识断之精，体制之善，亦同先生前此考释宗教诸文，是又读是书者所共知，无待赘言者也。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二编》
此君（按：岑仲勉）
想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
1933年12月17日致陈垣函，《书信集》
大著（按：《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
读讫，欢喜敬佩之至，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中国近日著作能适合此定义者，以寅恪所见，惟公此文足以当之无愧也。
1936年4月18日致沈兼士函，《书信集》
此书于朱子之学，多所发明。昔阎百诗在清初以辨伪观念，陈兰甫在清季以考据观念，而治朱子之学，皆有所创获。今此书作者，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宜其成系统而多新解。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二编》
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由是言之，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亟应致力者。此为世人所共知，然亦谈何容易耶？盖天水一朝之史料，曾汇集于元修之《宋史》。自来所谓正史者，皆不能无所阙误，而《宋史》尤甚。若欲补其阙遗，正其讹误，必先精研本书，然后始有增订工事之可言。《宋史》一书，于诸正史中，卷帙最为繁多。数百年来，真能熟读之者，实无几人。更何论探索其根据，比较其同异，借为改创之资乎？邓恭三先生广铭，夙治宋史，欲著《宋史校正》一书，先以《宋史职官志考证》一篇，刊布于世。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
《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二编》
清代同光朝士大夫有清流浊流之分，黄秋岳《花随人圣庵摭忆》论之详矣。黄氏书所论迄于光绪中晚，此后，即光绪之末至清之亡，则未述及。其实光绪之末至清之亡，士大夫仍继续有清浊之别，请依次论之。秋岳之文本分载于当时南京《中央日报》，是时寅恪居北平，教授清华大学，故未得见。及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寅恪随校南迁长沙昆明，后又以病暂寓香港，讲学香港大学。至太平洋战起，乃由香港至桂林成都。日本投降，复远游伦敦，取道巴拿马运河归国，重返清华园，始得读秋岳之书，深赏其旸台山看杏花诗“绝艳似怜前度意，繁枝留待后来人”之句……秋岳坐汉奸罪死，世人皆曰可杀。然今日取其书观之，则援引广博，论断精确，近来谈清代掌故诸著作中，实称上品，未可以人废言也。
《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寒柳》
同光时代士大夫之清流，大抵为少年科第，不谙地方实情及国际形势，务为高论。由今观之，其不当不实之处颇多。但其所言，实中孝钦后之所忌。卒黜之杀之而后已。若斯之类，其例颇多，不遑枚举。……总而言之，清流士大夫，虽较清廉，然殊无才实。浊流士大夫略具才实，然甚贪污。其中固有例外，但以此原则衡清季数十年间人事世变，虽不中亦不远也。
《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寒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