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所保存之南北朝经济财政史料，北朝较详，南朝尤略。然约略观之，其最大不同之点则在北朝政府保有广大之国有之土地。此盖承永嘉之后，屡经变乱，人民死亡流散所致。故北朝可以有均给民田之制，而南朝无之也。南朝人民所经丧乱之惨酷不及北朝之甚，故社会经济情形比较北朝为进步，而其国家财政制度亦因之与北朝有所不同，即较为进步是也。
《隋唐》七
……可见北朝俱有均田之制，魏、齐、隋、唐之田制实同一系统，而南朝则无均田之制，其国用注重于关市之税，北朝虽晚期亦征关市之税，然与南朝此税之地位其轻重颇有不同，然则南朝国民经济国家财政较北朝进步，抑又可知也。
《隋唐》七
但隋虽统一南北，而为时甚短，又经隋末之扰乱，社会经济之进步亦为之停顿，直至唐高宗武则天之世，生养休息约经半世纪之久，社会经济逐渐进展，约再历半世纪，至玄宗之时，则进展之程度几达最高度，而旧日北朝之区域自西晋永嘉乱后其社会经济之发达未有盛于此时者也。夫唐代之国家财政制度本为北朝之系统，而北朝之社会经济较南朝为落后，至唐代社会经济之发展渐超越北朝旧日之限度，而达到南朝当时之历程时，则其国家财政制度亦不能不随之以演进。唐代之新财政制度，初视之似为当时政府一二人所特创，实则本为南朝之旧制。盖南朝虽为北朝所并灭，其遗制当仍保存于地方之一隅，迨经过长久之期间，唐代所统治之北朝旧区域，其经济发展既与南朝相等，则承继北朝系统之中央政府遂取用此旧日南朝旧制之保存于江南地方者而施行之，前所谓唐代制度之江南地方化者，即指此言也。
《隋唐》七
唐代继承宇文泰关中本位之政策，西北边疆本重于东北，至于玄宗之世，对于东北更取消极维持之政策，而对于西北，则取积极进展之政策。其关涉政治史者本章可不置论，兹所论者即西北一隅历代为边防要地，其地方传统之财政经济制度经长久之演进，颇能适合国防要地之环境。唐玄宗既对西北边疆采军事积极政策，则此河湟地方传统有效之制度实有扩大推广而改为中央政府制度之需要，此即前所谓唐代制度之河西地方化也。
《隋唐》七
西北边州早行和籴之法，史已明言。牛仙客推行引用于关辅，此和籴之法乃由西北地方制度一变而成中央政府制度，所谓唐代制度之河西地方化者是也。
《隋唐》七
李吉甫所撰《元和国计总簿》虽在元和初年，然自安史乱后起，迄于唐亡，其所列中央政府财赋取办之地域大致无甚殊异。唐代自安史乱后，长安政权之得以继续维持，除文化势力外，仅恃东南八道财赋之供给。至黄巢之乱既将此东南区域之经济几全加破坏，复断绝汴路、运河之交通，而奉长安文化为中心、仰东南财赋以存立之政治集团，遂不得不土崩瓦解。大唐帝国之形式及实质，均于是告终矣。
《唐代》上篇
自咸通以后，南诏侵边，影响唐财政及内乱颇与明季之“辽饷”及流寇相类，此诚外患与内乱互相关系之显著例证也。夫黄巢既破坏东南诸道财富之区，时溥复断绝南北运输之汴路，借东南经济力量及科举文化以维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倾覆矣。史家推迹庞勋之作乱，由于南诏之侵边，而勋之根据所在适为汴路之咽喉，故宋子京曰：“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新唐书·南诏传》论）呜呼！世之读史者傥亦有感于斯言欤？
《唐代》下篇
然则当明之季年，吴江盛泽区区一隅之地，其声伎风流之盛，几可比拟于金陵板桥。夫金陵乃明之陪都，为南方政治之中心，士大夫所集萃，秦淮曲院诸姬，文采艺术超绝一时，纪载流传，如余怀《板桥杂记》之类，即是例证。寅恪昔年尝论唐代科举进士词科与都会声伎之关系，列举孙棨《北里志》及韩偓《香奁集序》等，以证实之。明季党社诸人中多文学名流，其与当时声妓之关系，亦有类似于唐代者。金陵固可比于长安，但盛泽何以亦与西京相拟？其故盖非因政治，而实由经济之关系有以致之。……可知吴江盛泽实为东南最精丝织品制造市易之所，京省外国商贾往来集会之处。且其地复是明季党社文人出产地，即江浙两省交界重要之市镇。吴江盛泽诸名姬，所以可比美于金陵秦淮者，殆由地方丝织品之经济性，亦更因当日党社名流之政治性，两者有以相互助成之欤？
《别传》第三章
据上引史料观之，郑氏父子之兴起，非仅由武力，而经济方面，即当时中国与外洋通商贸易之关系有以致之。明南都倾覆，延平一系犹能继续朱氏之残余，几达四十年之久，绝非偶然。自飞黄、大木（按：郑芝龙、郑成功）
父子之后，闽海东南之地，至今三百余年，虽累经人事之迁易，然实以一隅系全国之轻重。治史之君子，溯源追始，究世变之所由，不可不于此点注意及之也。
《别传》第四章
夫郑氏之兴起，虽由海盗，但其后即改为经营中国南洋日本间之物产贸易。苏杭为丝织品出产地，郑氏之设有行店，自是当然之事。况河东君以贵妇人之资格，以购买物品为名，与绸缎店肆往来，暗作通海之举，可免为外人所觉察也。此说未敢自信，姑记于此，以俟更考。
《别传》第五章
唐玄宗欲依《周礼》太宰六典之文，成唐六官之典，以文饰太平。帝王一时兴到之举，殆未尝详思唐代官制，近因（北）齐隋，远祖汉魏，与《周礼》之制全不相同，难强为傅会也。……今观《六典》一书并未能将唐代职官之全体分而为六，以象《周礼》之制，仅取令式条文按其职掌所关，分别性质，约略归类而已。其书只每卷之首列叙官名员数同于《周礼》之序官，及尚书省六部之文摹仿《周礼》，比较近似，至于其余部分，则《周礼》原无此职，而唐代实有其官，傥取之以强附古经，则非独真面之迥殊，亦弥感骈枝之可去。……由此言之，依据《唐六典》不徒不足以证明唐代现行官制合于《周礼》，且转能反证唐制与《周礼》其系统及实质绝无关涉，而此反证乃本书主旨之所在也。
《隋唐》三
官职趋势，京官由小而大（如侍中），外官由大而小。
在朱延丰论文答辩会所言，朱自清日记1933年3月23日
……至宣武正始定律河西与江左二因子俱关重要，于是元魏之律遂汇集中原、河西、江左三大文化因子于一炉而冶之，取精用宏，宜其经由北齐，至于隋唐，成为二千年来东亚刑律之准则也。
《隋唐》四
北周制律，强摹《周礼》，非驴非马，与其礼仪、职官之制相同……故隋受周禅，其刑律亦与礼仪、职官等皆不袭周而因齐，盖周律之矫揉造作，经历数十年而天然淘汰尽矣。
《隋唐》四
唐律因于隋开皇旧本，隋开皇定律又多因北齐，而北齐更承北魏太和正始之旧，然则其源流演变固了然可考而知也。
《隋唐》四
府兵制之前期为鲜卑兵制，为大体兵农分离制，为部酋分属制，为特殊贵族制；其后期为华夏兵制，为大体兵农合一制，为君主直辖制，为比较平民制。其前后两期分画之界限，则在隋代。周文帝、苏绰则府兵制创建之人，周武帝、隋文帝其变革之人，唐玄宗、张说其废止之人，而唐之高祖、太宗在此制度创建、变革、废止之三阶段中，恐俱无特殊地位者也。
《隋唐》六
唐之宫城承隋之旧，犹清之宫城承明之旧……
《隋唐》二
至唐代则守卫宫城北门之禁军，以其驻屯地关系之故，在政变之际，其向背最足为重轻，此李唐一代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所以往往系于玄武门卫军之手者也。
《隋唐》二
……据此可知唐代之北军即卫宫之军，权力远在南军即卫城之军之上。其情势与西汉南北军所处者适相反。……至隋代所营建之大兴城，即后来唐代之长安城，其宫近城之北端，而市则在城之南方，其宫市位置适与以前之西汉长安城相反，故唐代之南北军与西汉之南北军其名虽同，而实际之轻重则相殊异也。夫中央政府之命令出于君主一人之身，君主所居之处乃政治剧变时成败之所系。西汉之长安，其宫在城南，故南军为卫宫之武力；唐代之长安，其宫在城北，故北军为卫宫之武力。苟明乎此，则唐代历次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悉决于玄武门即宫城北门军事之胜负，而北军统制之权实即中央政柄之所寄托也。……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事变为唐代中央政治革命之第一次，而太宗一生最艰危之苦斗也。后世往往以成败论人，而国史复经胜利者之修改，故不易见当时真相。
《唐代》中篇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事变为太宗一生中最艰苦之奋斗，其对方之建成、元吉亦是智勇俱备之人，谋士斗将皆不减于秦府左右，其结果则太宗胜而建成、元吉败者，其关键实在太宗能利用守卫宫城要隘玄武门之山东豪杰，如常何辈……
《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初编》
武则天虽居洛阳，然东都宫城之玄武门亦与长安宫城之玄武门同一位置，俱为形势要害之地。中宗复辟之成功，实在沟通北门禁军之故。张柬之既得羽林军统将李多祚之同意，大局即定，虽以武曌之枭杰，亦无抵御之能力矣。
《唐代》中篇
……自高祖、太宗至中宗、玄宗，中央政治革命凡四次，俱以玄武门之得失及屯卫北门禁军之向背为成败之关键。
《唐代》中篇
凡前所举此时期宫廷政治之剧变多出于天师道之阴谋，考史者自不可得而忽视。溯其信仰之流传多起于滨海地域，颇疑接受外来之影响。盖二种不同民族之接触，其关于武事之方面者，则多在交通阻塞之点，即山岭险要之地。其关于文化方面者，则多在交通便利之点，即海滨湾港之地。凡史籍所纪之大战争，若考其杀人流血之旧墟，往往同在一地。吾国自来著述多侈言地形险要，非必尽由书生妄诞之习，喜言兵事，实亦因人类之行动如战争者，常受地形天然之限制，故人事与地势之关系遂往往为读史者议论之所及也。海滨为不同文化接触最先之地，中外古今史中其例颇多。斯篇之作，不过欲于此议复加一新证。并以见吾国政治革命，其兴起之时往往杂有宗教神秘性质，虽至今日，尚未能尽脱此历史之惯例。好学深思之士当能心知其意也。
《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初编》
李唐一代为吾国与外族接触繁多，而甚有光荣之时期。近数十年来考古及异国文籍之发见移译能补正唐代有关诸外族之史事者颇多，固非此篇之所能详，亦非此篇之所欲论也。兹所欲论者只二端：一曰外族盛衰之连环性……所谓外族盛衰之连环性者，即某甲外族不独与唐室统治之中国接触，同时亦与其他之外族有关，其他外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外族之灭亡或衰弱，其间相互之因果虽不易详确分析，而唐室统治之中国遂受其兴亡强弱之影响，及利用其机缘，或坐承其弊害，故观察唐代中国与某甲外族之关系，其范围不可限于某甲外族，必通览诸外族相互之关系，然后三百年间中国与四夷更叠盛衰之故始得明了，时当唐室对外之措施亦可略知其意。盖中国与其所接触诸外族之盛衰兴废，常为多数外族间之连环性，而非中国与某甲外族间之单独性也。
《唐代》下篇
首先应将唐史看作与近百年史同等重要的课题来研究。盖中国之内政与社会受外力影响之巨，近百年来尤为显著，是尽人皆知的，但对于唐史，则一般皆以为与外族无关，固大谬不然。因唐代与外国、外族之交接最为频繁，不仅限于武力之征伐与宗教之传播，唐代内政亦受外民族之决定性的影响。故须以现代国际观念来看唐史，此为空间的观念。
石泉、李涵《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杂稿》
隋末中国北部群雄并起，悉奉突厥为大君，李渊一人岂能例外？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所载唐初事最为实录，而其纪刘文静往突厥求援之本末，尚于高祖称臣一节隐讳不书。逮颉利败亡已后，太宗失喜之余，史臣传录当时语言，始泄露此役之真相。然则隋末唐初之际，亚洲大部民族之主人是突厥，而非华夏也。但唐太宗仅于十年之后，能以屈辱破残之中国一举而覆灭突厥者，固由唐室君臣之发奋自强，遂得臻此，实亦突厥本身之腐败及回纥之兴起二端有以致之也。
《唐代》下篇
吾民族武功之盛，莫过于汉唐。然汉高祖困于平城，唐高祖亦尝称臣于突厥，汉世非此篇所论，独唐高祖起兵太原时，实称臣于突厥，而太宗又为此事谋主，后来史臣颇讳饰之，以至其事之本末不明显于后世。夫唐高祖太宗迫于当时情势不得已而出此，仅逾十二三年，竟灭突厥而臣之，大耻已雪，奇功遂成，又何讳饰之必要乎？……则知隋末中国北方群雄几皆称臣于突厥，为其附庸，唐高祖起兵太原，亦为中国北方群雄之一，岂能于此独为例外？故突厥在当时实为东亚之霸主，史谓“戎狄之盛，近代未有”，诚非虚语。
《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寒柳》
可知狼为突厥民族之图腾。隋末北方群雄，既受突厥之狼头纛，则突厥亦以属部视之矣，哀哉。
《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寒柳》
则太宗与突利结香火之盟，即用此突厥法也。故突厥可视太宗为其共一部落之人，是太宗虽为中国人，亦同时为突厥人矣！其与突厥之关系，密切至此，深可惊讶者也。……呜呼！古今唯一之“天可汗”，岂意其初亦尝效刘武周辈之所为耶？初虽效之，终能反之，是固不世出人杰之所为也。又何足病哉！又何足病哉！
《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寒柳》
称臣突厥，乃当日崛起群雄所为者，非独唐也。然文静佐命功最多，实太宗之党，裴寂则高祖亲信，时借以迫胁高祖，其才智、功勋，皆非文静之比也。
《札记一》新唐书之部
唐关中乃王畿，故安西四镇为防护国家重心之要地，而小勃律所以成唐之西门也。玄宗之世，华夏、吐蕃、大食三大民族皆称盛强，中国欲保其腹心之关陇，不能不固守四镇。欲固守四镇，又不能不扼据小勃律，以制吐蕃，而断绝其与大食通援之道。当时国际之大势如此，则唐代之所以开拓西北，远征葱岭，实亦有其不得已之故，未可专咎时主之黩武开边也。夫中国与吐蕃既处于外族交互之复杂环境，而非中国与吐蕃一族单纯之关系，故唐室君臣对于吐蕃施行之策略亦即利用此诸族相互之关系。易言之，即结合邻接吐蕃诸外族，以为环攻包围之计。据上引《新〔唐
〕书·南诏传》，可知贞元十七年之大破吐蕃，乃略收包围环攻之效者。而吐蕃与中亚及大食之关系，又韦南康以南诏制吐蕃之得策，均可于此传窥见一二也。
《唐代》下篇
可知吐蕃为唐代唯一劲敌，与诸外族不同。
《札记一》新唐书之部
唐之盛时尚不敌吐蕃，可见吐蕃之强大也。
《札记一》新唐书之部
《邺侯家传》论府兵废止之原因，其一为长期兵役，取刘仁轨任洮河镇守使为例证。盖唐代府兵之制其特异于西魏、北周之时期者，实在设置军府地域内兵农之合一。吐蕃强盛之长久，为与唐代接触诸外族之所不及，其疆土又延包中国西北之边境，故不能不有长期久戍之“长征健儿”，而非从事农业之更番卫士所得胜任。然则《邺侯家传》所述诚可谓一语破的，此吐蕃之强盛所给予唐代中国内政上最大之影响也。
《唐代》下篇
然则淮蔡之平，回纥之力也。与沙陀之讨庞勋、黄巢，及王拭用回纥等骑兵平越乱者同也。
《札记一》旧唐书之部
李光颜忠武军之强，殆以沙陀部为其属之故也。……黄巢之平，殊得达靼之力，与败安、史，复都城，得力于回纥者同。
《札记一》新唐书之部
凡与吾国邻近游牧民族之行国，当其盛时，本部即本种，役属多数其他民族之部落，即别部。至其衰时，则昔日本部所役属之别部大抵分离独立，转而归附中国，或进居边境，渐入内地。于是中国乃大受影响。他不必论，即以唐代吐蕃为例。吐蕃始强盛于太宗贞观之时，而衰败于宣宗大中之世。大中之后，党项部落分别脱离吐蕃本部独立，散居吾国西北边境。如杨氏即戏剧小说中“杨家将”之“杨”，如折氏即说部中“佘太君”之“佘”，皆五代北宋初活动于西北边塞之部族也。至若西夏之拓拔氏则关系吾国史乘自北宋至元代者，至巨且繁，更无待论矣。吐蕃之衰败时，其影响如是，突厥之衰败时，其影响亦然。
《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二编》
唐宣宗之以白敏中平党项，适如清高宗以傅恒平金川，皆自欺欺人之举。宣宗宜因此有感于德裕之边功及置备边库之筹策。……此点关系唐末五代及宋辽金元之世局颇巨。盖吐蕃衰乱之后，党项乘之代兴。宣宗之初年虽因机会恢复河湟，一洗肃代以来失地之大耻，然不能以武力平定西陲党项之叛乱，终出于粉饰敷衍苟安一时之下策。吾人于此不独可以窥见当日宣宗所感触之深，至于竟许素所甚恶之李德裕归葬，并可以推知后来北宋西夏相持并立之局势，彼时即已启其端。故华夏与党项两民族之盛衰，实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从来者久矣。
《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二编》
……白敏中招降吐蕃境内党项诸部，除汉族张义潮外，其极西之拓跋部不肯归附，以致北宋之世，西夏与契丹最为中国之大患。
《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附记，《二编》
据此，则杨嗣昌陈新甲等皆主和议，而新甲且奉其君之命而行事者。徒以思陵劫于外廷之论，不敢毅然自任，遂致无成。夫明之季年，外见迫于辽东，内受困于张李。养百万之兵，糜亿兆之费，财尽而兵转增，兵多而民愈困。观其与清人先后应对之方，则既不能力战，又不敢言和。成一不战不和，亦战变和之局，卒坐是以亡其国。此残篇故纸，盖三百年前废兴得失关键之所在，因略徵旧籍，以为参证如此。
《高鸿中明清和议条陈残本跋》，《二编》
今日之事，敌兵在境，岂可作城下之盟，置东省失地、淞沪牺牲于不顾。政府对日，当有一贯主张，不主妥协，即主抵抗，不用岳飞，即用秦桧。若用秦桧，即请斩蔡廷锴以谢日本，万勿阳战阴和，以欺国人。家国飘摇，生灵涂炭，瞻望京洛，哀愤交并。
陈氏领衔与容庚、吴宓、叶崇智、俞平伯、吴其昌、浦江清等七人联名对国民政府公开电，见《平教育界痛陈利害 请定救国大计 不用岳飞即用秦桧 各校抗日工作趋紧》，《北平晨报》民国二十一年3月5日
河东君诗“此日风烟给（？）泗左，无劳弓矢荡乌孙”一联，与卧子（按：陈子龙）
诗第六首“当烦大计推安攘”之语有关。至河东君之意，则谓不能安内，何能攘外。其语深中明末朝廷举措之失矣。
《别传》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