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
◎ 文学与自由
吾国昔日善属文者，常思用古文之法，作骈俪之文。但此种理想能具体实行者，端系乎其人之思想灵活，不为对偶韵律所束缚。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若就六朝长篇骈俪之文言之，当以庾子山《哀江南赋》为第一。若就赵宋四六之文言之，当以汪彦章《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为第一。……职是之故，此文可认为宋四六体中之冠也。庾汪两文之词藻固甚优美，其不可及之处，实在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而其所以能运用此情感，融化贯通无所阻滞者，又系乎思想之自由灵活。故此等之文，必思想自由灵活之人始得为之。非通常工于骈四俪六，而思想不离于方罫之间者，便能操笔成篇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矣。
《论再生缘》，《寒柳》
◎ 骈俪与对联
抑更有可论者，中国之文学与其他世界诸国之文学，不同之处甚多，其最特异之点，则为骈词俪语与音韵平仄之配合。就吾国数千年文学史言之，骈俪之文以六朝及赵宋一代为最佳。其原因固甚不易推论，然有一点可以确言，即对偶之文，往往隔为两截，中间思想脉络不能贯通。若为长篇，或非长篇，而一篇之中事理复杂者，其缺点最易显著，骈文之不及散文，最大原因即在于是。
《论再生缘》，《寒柳》
凡能对上等对子者，其人之思想必通贯而有条理，决非仅知配拟字句者所能企及。故可借之以选拔高才之士也。
昔罗马西塞罗Cicero辩论之文，为拉丁文中之冠。西土文士自古迄今，读之者何限，最近时德人始发见其文含有对偶。拉丁非单音语言，文有对偶，不易察知。故时历千载，犹有待发之覆。今言及此者，非欲助骈骊之文，增高其地位。不过借以说明对偶确为中国语文特性之所在，而欲研究此种特性者，不得不研究由此特性所产生之对子。
《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二编》
凡上等之对子，必具正反合之三阶段。（平生不解黑智儿〔一译“黑格尔”〕之哲学，今论此事，不觉与其说暗合，殊可笑也。）
《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二编》
妙对巧对不惟字面上平仄虚实尽对，“意思”亦要对工，且上下联之意要“对”而不同，不同而能合，即辩证法之“一正，一反，一合”。……如能上下两联并非同一意思，而能合起成一文理，方可见脑筋灵活，思想高明。
1932年对学生言，《“对对子”意义——陈寅恪教授发表谈话》，《杂稿》
其对子之题为“孙行者”，因苏东坡诗有“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一联。“韩卢”为犬名。“行”与“退”皆步履进退之动词，“者”与“之”俱为虚字。东坡此联可称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
《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附记，《二编》
◎ 诗异于史
然则仇氏仅举出少陵所用之古典，实无安史焚烧洛阳宫殿之今典。可知子美此句乃诗人感伤之语，不可过于拘泥也。
《元白》附校补记
据唐代可信之第一等资料，时间空间，皆不容明皇与贵妃有夏日同在骊山之事实。杜牧袁郊之说，皆承讹因俗而来，何可信从？而乐天《长恨歌》“七月七日长生殿”之句，更不可据为典要。
《长恨歌》，《元白》
然自杨妃于开元二十九年正月二日入道，即入宫之后，明皇既未有巡幸洛阳之事，则太真更无以皇帝妃嫔之资格从游连昌之理，是太真始终未尝伴侍玄宗一至连昌宫也。诗中“上皇正在望仙楼，太真同凭栏干立”及“寝殿相连端正楼，太真梳洗楼上头”等句，皆傅会华清旧说（乐史《杨太真外传》下云：“华清宫有端正楼，即贵妃梳洗之所。”），构成藻饰之词。才人故作狡狯之语，本不可与史家传信之文视同一例，恐读者或竟认为实有其事，特为之辨正如此。
《连昌宫词》，《元白》
吐蕃之陷凉原，实在大历以前。乐天以代宗一朝大历纪元最长，遂牵混言之。赋诗自不必过泥，论史则微嫌未谛也。
《新乐府·缚戎人》，《元白》
此乃依地理系统及历史事实以为推证，不得不然之结论。若有以说诗专主考据，以致佳诗尽成死句见责者，所不敢辞罪也。
《韦庄秦妇吟校笺》，《寒柳》
杨词李诗所谓芙蓉，盖指出水之新荷，而非盛放之莲花，如徐闇公诗所言者。文人才女之赋咏，不必如考释经典，审核名物之拘泥。
《别传》第三章
“娇睡”一语，若出《元氏长庆集》二四《连昌宫词》“春娇满眼睡红绡”句，则可称适当。若出传世本《才调集》五元稹《梦游春》诗“娇娃睡犹怒”句，则“娇娃”乃“獢
”之讹写，似微有未妥。但才子词人之文章，绝不应拘执考据版本家之言以绳之也。
《别传》第三章
至于神灵怪诞之说，地理历史之误，本为吾国小说通病，《再生缘》一书，亦不能免。然自通识者观之，此等瑕疵，或为文人狡狯之寓言，固不可泥执；或属学究考据之专业，更不必以此苛责闺中髫龄戏笔之小女子也。
《论再生缘》，《寒柳》
曾朴《孽海花》为合肥女菊偶伪作七律二首，其第二首第一联下句“杀敌书生纸上兵”即是此意。赵竺桓炳麟《柏岩感旧诗话》一竟认此诗真为合肥女所作，可笑也。
《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寒柳》
◎ 古典与今典
古今读《哀江南赋》者众矣，莫不为其所感，而所感之情，则有浅深之异焉。其所感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较多。兰成作赋，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自来解释《哀江南赋》者，虽于古典极多诠说，时事亦有所徵引。然关于子山作赋之直接动机及篇中结语特所致意之点，止限于诠说古典，举其词语之所从出，而于当日之实事，即子山所用之“今典”，似犹有未能引证者。
《读哀江南赋》，《初编》
自来诂释诗章，可别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辞句。质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牧斋之诗，有钱遵王曾所注《初学集》《有学集》。遵王与牧斋关系密切，虽抵触时禁，宜有所讳。又深恶河东君，自不著其与牧斋有关事迹。然综观两集之注，其有关本事者，亦颇不少。
《别传》第一章
我认为诗所以可用来作为史料的缘故，还因为它是现实的反映。陈先生说过：“诗若不是有两个意思，便不是好诗。”大概指的是古典今典吧。要从古典来体会今典，是不容易之事。他的诗自然是有两个意思的，所以难于通解。我相信将来必会有史家用他的“以诗证史”的方法，把他全部的诗，拿来与近代史相印证。
黄萱《怀念陈寅恪教授——在十四年工作中的点滴回忆》，《追忆》
颇疑南北通使，江左文章本可以流传关右，何况初明（按：沈炯）
失喜南归之作，尤为子山思归北客所亟欲一观者耶？子山殆因缘机会，得见初明此赋。其作《哀江南赋》之直接动机，实在于是。注《哀江南赋》者，以《楚辞·招魂》之“魂兮归来哀江南”一语，以释其命名之旨。虽能举其遣词之所本，尚未尽其用意之相关。是知古典矣，犹未知“今典”也。故读子山之《哀江南赋》者，不可不并读初明之《归魂赋》。深惜前人未尝论及，遂表而出之，以为读《哀江南赋》者进一解焉。
《读哀江南赋》，《初编》
考安禄山之种族在其同时人之著述及专纪其事之书中，均称为柘羯或羯胡……若杜工部《咏怀古迹》之诗其“羯胡事主终无赖”之句，则不仅用梁侯景之古典（如《梁书》五五《武陵王纪传》云“羯胡叛涣”，即是一例），实兼取今事入之于诗也。
《唐代》上篇
杜工部《咏怀古迹》第一首第五句云：“羯胡事主终无赖。”羯胡指安禄山，亦即以之比侯景也。……其中以己身比庾信，以玄宗比梁武，以安禄山比侯景。今以无赖之语属之羯胡，则知杜公之意，庾赋中“无赖子弟”一语乃指侯景而言。证以当日情事，实为切当不移。
《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二编》
庾信《哀江南赋》云：“天道周星，物极不反。”盖子山谓岁星十二年一周天，人事亦当如之。今既不然，可悲甚矣。端生云：“悠悠十二年来事，尽在明堂一醉间。”又云：“岁次甲辰春二月，芸窗重写再生缘。”自《再生缘》十六卷写完，至第一七卷续写，其间已历十二年之久，天道如此，人事宜然。此端生之所以于第一七卷之首，开宗明义即云：“搔首呼天欲问天，问天天道可能还。”古典今情合为一语，其才思之超越固不可及，而平日于子山之文，深有解会，即此可见。
《论再生缘》，《寒柳》
至崇祯十三年冬间河东君访牧斋于虞山之半野堂，初赠钱诗有“江左风流物论雄”及“东山葱岭莫辞从”之语，则以牧斋拟谢安石，而自比于东山伎。盖牧斋此时以枚卜失意家居，正是候补宰相之资格，与谢太傅居东山时之身分切合也。由此言之，河东君不仅能混合古典今事，融洽无间。且拟人必于其伦，胸中忖度，毫厘不爽，上官婉儿玉尺之誉，可以当之无愧。
《别传》第三章
夫河东君此诗既以谢安石比牧斋，复以“弹丝吹竹”之东山妓女自比。然则牧斋此时在半野堂编诗，以东山名集。黄皆令后来居绛云楼画扇，其题语有“东山阁”之称。俱实指今事，非虚用古典也。
《别传》第四章
更考“横塘”地名之出处，时代较早，且为词章家所习用者，恐当推《文选》五左太冲《吴都赋》：“横塘查下，邑屋隆夸。长干延属，飞甍舛互。”其地实在江宁。后来在吴越间以“横塘”为名者更多，故文人作品中，往往古典今典参合赋咏。即就让木同时人之诗言之，如吴梅村《圆圆曲》“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之“横塘”，依靳介人注，则在苏州。钱牧斋《茸城惜别》诗“绣水香车度，横塘锦缆牵”之“横塘”，依钱遵王注，则在嘉兴。此皆其例证。由是言之，让木诗中之“横塘”，虽与嘉兴之环境符合，然吴越水乡本甚相似，故亦能适合吴江盛泽镇归家院之地，不必限于禾中一隅也。
《别传》第三章
细绎牧斋所作之长笺，皆借李唐时事，以暗指明代时事，并极其用心抒写己身在明末政治蜕变中所处之环境。实为古典今典同用之妙文。
《别传》第五章
◎ 用典与次生出处
凡诠释诗句，要在确能举出作者所依据以构思之古书，并须说明其所以依据此书，而不依据他书之故。若仅泛泛标举，则纵能指出最初之出处，或同时之史事，其实无当于第一义谛也。
《新乐府·七德舞》，《元白》
凡考释文句，虽须引最初材料，然亦有非取第二第三手材料合证不可者。
《别传》第四章
抑更有可论者，解释古典故实，自当引用最初出处，然最初出处，实不足以尽之，更须引其他非最初，而有关者，以补足之，始能通解作者遣辞用意之妙。……若钱柳因缘诗，则不仅有远近出处之古典故实，更有两人前后诗章之出处。若不能探河穷源，剥蕉至心，层次不紊，脉络贯注，则两人酬和诸作，其辞锋针对，思旨印证之微妙，绝难通解也。
《别传》第一章
白（按：白居易）
诗用典，不一定用最早的典，而是用与其题目最适合之典。
《元白诗证史》，《梁方仲笔记》
初视之，似牧斋已明白告人以此楼所以题名“绛云”之故，更无其他出处矣。但若知河东君之初名中有一“云”字，则用“绛云”之古典，兼指河东君之旧名，用事遣辞殊为工切允当。如以为仅用陶隐居之书，则不免为牧斋所窃笑也。
《别传》第二章
至“青鸟乍传三岛意”句，则青鸟为西王母之使者，亦常用典故，无取赘释。“青鸟”与“三岛”连用，自出《李义山诗集》上《无题》诗，“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之语，又不待言也。所可注意者，据钱氏所述周文岸之母以河东君善于趋承，爱怜之。后又因周母之故，免于被杀，得鬻为娼。似河东君与周母之间，原有特别关系。或者河东君之入周家，本由周母命人觅购婢女以侍奉己身。故河东君初时实为周母房中之侍婢。宋氏用青鸟之典，以西王母比周母，即指此而言。文岸之以河东君为妾，殆从周母处乞得之者。此类事例，乃旧日社会家庭中所恒见。若作如此假设，关于河东君所以因周母而得免于死之故，更可明了矣。
《别传》第三章
◎ 佛教与文体起源
可知有相夫人生天因缘，为西北当日民间盛行之故事，歌曲画图，莫不于斯取材。今观佛曲体裁，殆童受《喻鬘论》，即所谓马鸣《大庄严经论》之支流，近世弹词一体，或由是演绎而成。此亦治文化史者，所不可不知者也。
《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二编》
佛典制裁长行与偈颂相间，演说经义自然仿效之，故为散文与诗歌互用之体。后世衍变既久，其散文体中偶杂以诗歌者，遂成今日章回体小说。其保存原式，仍用散文诗歌合体者，则为今日之弹词。此种由佛经演变之文学，贞松先生特标以佛曲之目。然《古杭梦余录》《武林旧事》等书中本有说经旧名，即演说经义，或与经义相关诸平话之谓。《敦煌零拾》之三种佛曲皆属此体，似不如迳称之为演义，或较适当也。今取此篇与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原文互勘之，益可推见演义小说文体原始之形式，及其嬗变之流别，故为中国文学史绝佳资料。
《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二编》
印度人为最富于玄想之民族，世界之神话故事多起源于天竺，今日治民俗学者皆知之矣。自佛教流传中土后，印度神话故事亦随之输入。观近年发现之敦煌卷子中，如《维摩诘经文殊问疾品演义》诸书，益知宋代说经，与近世弹词章回体小说等，多出于一源，而佛教经典之体裁与后来小说文学，盖有直接关系。此为昔日吾国之治文学史者，所未尝留意者也。
……据此，则《贤愚经》者，本当时昙学等八僧听讲之笔记也。今检其内容，乃一杂集印度故事之书。以此推之，可知当日中央亚细亚说经，例引故事以阐经义。此风盖导源于天竺，后渐及于东方。故今大藏中《法句譬喻经》等之体制，实印度人解释佛典之正宗。此土释经著述，如天台诸祖之书，则已支那化，固与印度释经之著作有异也。夫说经多引故事，而故事一经演讲，不得不随其说者听者本身之程度及环境，而生变易，故有原为一故事，而歧为二者，亦有原为二故事，而混为一者。又在同一事之中，亦可以甲人代乙人，或在同一人之身，亦可易丙事为丁事。若能溯其本源，析其成分，则可以窥见时代之风气，批评作者之技能，于治小说文学史者傥亦一助欤？
《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二编》
寅恪少喜读小说，虽至鄙陋者亦取寓目。独弹词七字唱之体则略知其内容大意后，辄弃去不复观览，盖厌恶其繁复冗长也。及长游学四方，从师受天竺希腊之文，读其史诗名著，始知所言宗教哲理，固有远胜吾国弹词七字唱者，然其构章遣词，繁复冗长，实与弹词七字唱无甚差异，绝不可以桐城古文义法及江西诗派句律绳之者，而少时厌恶此体小说之意，遂渐减损改易矣。又中岁以后，研治元白长庆体诗，穷其流变，广涉唐五代俗讲之文，于弹词七字唱之体，益复有所心会。
《论再生缘》，《寒柳》
弹词之文体即是七言排律，而间以三言之长篇巨制。……弹词之作品颇多，鄙意《再生缘》之文最佳，微之所谓“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属对律切”，实足当之无愧，而文词累数十百万言，则较“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者，更不可同年而语矣。世人往往震矜于天竺希腊及西洋史诗之名，而不知吾国亦有此体。外国史诗中宗教哲学之思想，其精深博大，虽远胜于吾国弹词之所言，然止就文体立论，实未有差异。弹词之书，其文词之卑劣者，固不足论。若其佳者，如《再生缘》之文，则在吾国自是长篇七言排律之佳诗。在外国亦与诸长篇史诗，至少同一文体。寅恪四十年前常读希腊梵文诸史诗原文，颇怪其文体与弹词不异。然当时尚不免拘于俗见，复未能取《再生缘》之书，以供参证，故噤不敢发。荏苒数十年，迟至暮齿，始为之一吐，亦不顾当世及后来通人之讪笑也。
《论再生缘》，《寒柳》
至《灭罪冥报传》（按：《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
之作，意在显扬感应，劝奖流通，远托《法句譬喻经》之体裁，近启《太上感应篇》之注释，本为佛教经典之附庸，渐成小说文学之大国。盖中国小说虽号称富于长篇巨制，然一察其内容结构，往往为数种《感应》《冥报》传记杂糅而成。若能取此类果报文学详稽而广证之，或亦可为治中国小说史者之一助欤。
《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二编》
盖佛经大抵兼备“长行”即散文及偈颂即诗歌两种体裁。而两体辞意又往往相符应。考“长行”之由来，多是改诗为文而成者，故“长行”乃以诗为文，而偈颂亦可视为以文为诗也。天竺偈颂音缀之多少，声调之高下，皆有一定规律，唯独不必叶韵。六朝初期四声尚未发明，与罗什共译佛经诸僧徒虽为当时才学绝伦之人，而改竺为华，以文为诗，实未能成功。惟仿偈颂音缀之有定数，勉强译为当时流行之五言诗，其他不遑顾及，故字数虽有一定，而平仄不调，音韵不叶，生吞活剥，似诗非诗，似文非文，读之作呕。此罗什所以叹恨也。……自东汉至退之以前，此种以文为诗之困难问题迄未有能解决者。退之虽不译经偈，但独运其天才，以文为诗，若持较华译佛偈，则退之之诗词皆声韵无不谐当，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不仅空前，恐亦绝后，决非效颦之辈所能企及者矣。后来苏东坡、辛稼轩之词亦是以文为之，此则效法退之而能成功者也。
《论韩愈》，《初编》
◎ 古文运动与小说
但何以元白二公忽于兹有此内中国而外夷狄之议论？初视之，颇不可解，细思之，则知其与古文运动有关。盖古文运动之初起，由于萧颖士李华独孤及之倡导与梁肃之发扬。此诸公者，皆身经天宝之乱离，而流寓于南土，其发思古之情，怀拨乱之旨，乃安史变叛刺激之反应也。唐代当时之人既视安史之变叛，为戎狄之乱华，不仅同于地方藩镇之抗拒中央政府，宜乎尊王必先攘夷之理论，成为古文运动之一要点矣。昌黎于此认识最确，故主张一贯，其他古文运动之健者，若元白二公，则于不自觉之中，间接直接受此潮流之震荡，而具有潜伏意识，遂藏于心者发于言耳。古文运动为唐代政治社会上一大事，不独有关于文学。
《新乐府·法曲》，《元白》
今所欲论者，即唐代古文运动一事，实由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之局所引起。安史为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之汉人，故当时特出之文士自觉或不自觉，其意识中无不具有远则周之四夷交侵，近则晋之五胡乱华之印象，“尊王攘夷”所以为古文运动中心之思想也。在退之稍先之古文家如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等，与退之同辈之古文家如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等，虽同有此种潜意识，然均不免认识未清晰，主张不彻底，是以不敢亦不能因释迦为夷狄之人，佛教为夷狄之法，抉其本根，力排痛斥，若退之之所言所行也。退之之所以得为唐代古文运动领袖者，其原因即在于是……
《论韩愈》，《初编》
则知退之在当时古文运动诸健者中，特具承先启后作一大运动领袖之气魄与人格，为其他文士所不能及。……世传隋末王通讲学河汾，卒开唐代贞观之治，此固未必可信，然退之发起光大唐代古文运动，卒开后来赵宋新儒学新古文之文化运动，史证明确，则不容置疑者也。
《论韩愈》，《初编》
盖唐代贞元、元和古文运动由于天宝乱后居留南方之文士对于当时政教之反动及民间俗体文之薰习，取古文之体，以试作小说，而卒底于成功者。
《隋唐》三
贞元、元和为古文之黄金时代，亦为小说之黄金时代。韩集中颇多类似小说之作。《石鼎联句诗并序》及《毛颖传》皆其最佳例证。前者尤可云文备众体，盖同时史才、诗笔、议论俱见也。要之，韩愈实与唐代小说之传播具有密切关系。今之治中国文学史者，安可不于此留意乎？
《韩愈与唐代小说》，《杂稿》
盖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而极于德宗之世。德宗本为崇奖文词之君主，自贞元以后，尤欲以文治粉饰苟安之政局。就政治言，当时藩镇跋扈，武夫横恣，固为纷乱之状态。然就文章言，则其盛况殆不止追及，且可超越贞观开元之时代。此时之健者有韩柳元白，所谓“文起八代之衰”之古文运动，即发生于此时，殊非偶然也。又中国文学史中别有一可注意之点焉，即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时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中之中坚人物是也。此二者相互之关系，自来未有论及之者。……古文之兴起，乃其时古文家以古文试作小说，而能成功之所致，而古文乃最宜于作小说者也。
《长恨歌》，《元白》
是故唐代贞元元和间之小说，乃一种新文体，不独流行当时，复更辗转为后来所则效，本与唐代古文同一原起及体制也。唐代举人之以备具众体之小说之文求知于主司，即与以古文诗什投献者无异。元稹李绅撰《莺莺传》及《歌》于贞元时，白居易与陈鸿撰《长恨歌》及《传》于元和时，虽非如赵氏所言是举人投献主司之作品，但实为贞元元和间新兴之文体。此种文体之兴起与古文运动有密切关系，其优点在便于创造，而其特征则尤在备具众体也。
既明乎此，则知陈氏之《长恨歌传》与白氏之《长恨歌》非通常序文与本诗之关系，而为一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赵氏所谓“文备众体”中，“可以见诗笔”（赵氏所谓诗笔系与史才并举者。史才指小说中叙事之散文言。诗笔即谓诗之笔法，指韵文而言。其笔字与六朝人之以无韵之文为笔者不同）之部分，白氏之歌当之。其所谓“可以见史才”“议论”之部分，陈氏之传当之。
《长恨歌》，《元白》
又唐人小说例以二人合成之。一人用散文作传，一人以歌行咏其事。如陈鸿作《长恨歌传》，白居易作《长恨歌》。元稹作《莺莺传》，李绅作《莺莺歌》。白行简作《李娃传》，元稹作《李娃行》。白行简作《崔徽传》，元稹作《崔徽歌》。此唐代小说体例之原则也。
《论再生缘》，《寒柳》
自古文人尊古卑今，是古非今之论多矣，实则对外之宣传，未必合于其衷心之底蕴也。沈休文取当时善声沙门之说创为四声，而其论文则袭用自昔相传宫商五音之说，韩退之酷喜当时俗讲，以古文改写小说，而自言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此乃吾国文学史上二大事，而其运动之成功，实皆为以古为体，以今为用者也。乐天之作《新乐府》，以《诗经》、古诗为体裁，而其骨干则实为当时民间之歌曲，亦为其例。韩白二公同属古文运动之中心人物，其诗文议论外表内在冲突之点，复相类似。读此《华原磬》篇者，荀能通知吾国文学史上改革关键之所在，当不以诗语与《策林》之说互相矛盾为怪也。
《新乐府·华原磬》，《元白》
此传（按：《莺莺传》）
之文词亦有可略言者，即唐代贞元元和时小说之创造，实与古文运动有密切关系是也。……其实当时致力古文，而思有所变革者，并不限于昌黎一派。元白二公，亦当日主张复古之健者。不过宗尚稍不同，影响亦因之有别，后来遂湮没不显耳。……是以在当时一般人心目中，元和一代文章正宗，应推元白，而非韩柳。与欧宋重修《唐书》时，其评价迥不相同也。
《读莺莺传》，《元白》
◎ 新乐府与白居易
然则二公《新乐府》之作，乃以古昔采诗观风之传统理论为抽象之鹄的，而以唐代杜甫即事命题之乐府，如《兵车行》者，为其具体之模楷，固可推见也。
《新乐府》，《元白》
至乐天之作，则多以重叠两三字句，后接以七字句，或三字句后接以七字句。此实深可注意。考三三七之体，虽古乐府中已不乏其例，即如杜工部《兵车行》，亦复如是。但乐天《新乐府》多用此体，必别有其故。……寅恪初时颇疑其与当时民间流行歌谣之体制有关，然苦无确据，不敢妄说。后见敦煌发见之变文俗曲殊多三三七句之体，始得其解。……然则乐天之作《新乐府》，乃用《毛诗》、乐府古诗，及杜少陵诗之体制，改进当时民间流行之歌谣。实与贞元元和时代古文运动巨子如韩昌黎元微之之流，以《太史公书》《左氏春秋》之文体试作《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莺莺传》等小说传奇者，其所持之旨意及所用之方法，适相符同。其差异之点，仅为一在文备众体小说之范围，一在纯粹诗歌之领域耳。由是言之，乐天之作《新乐府》，实扩充当时之古文运动，而推及之于诗歌，斯本为自然之发展。惟以唐代古诗，前有陈子昂李太白之复古诗体。故白氏《新乐府》之创造性质，乃不为世人所注意。实则乐天之作，乃以改良当日民间口头流行之俗曲为职志。与陈李辈之改革齐梁以来士大夫纸上摹写之诗句为标榜者，大相悬殊。其价值及影响，或更较为高远也。此为吾国中古文学史上一大问题，即“古文运动”本由以“古文”试作小说而成功之一事。……而白乐天之《新乐府》，亦是以乐府古诗之体，改良当时民俗传诵之文学，正同于以“古文”试作小说之旨意及方法。
《新乐府》，《元白》
然观吾国佛经翻译，其偈颂在六朝时，大抵用五言之体，唐以后则多改用七言。盖吾国语言文字逐渐由短简而趋于长烦，宗教宣传，自以符合当时情状为便，此不待详论者也。职是之故，白香山于作《秦中吟》外，更别作《新乐府》。《秦中吟》之体乃五言古诗，而《新乐府》则改用七言，且间以三言，蕲求适应于当时民间歌咏，其用心可以推见也。
《论再生缘》，《寒柳》
（附）
唐诗七言的最多，因与音乐有关。现在中亚细亚人唱的多是七言。翻译的佛经，也是四句七言。可见七言对于饮食、起居、交际，都很有关系。
黄萱《唐代史听课笔记片断》，《杂稿》
其全部组织如是之严，用意如是之密，求之于古今文学中，洵不多见。是知白氏《新乐府》之为文学伟制，而能孤行广播于古今中外之故，亦在于是也。
《新乐府》，《元白》
……自述其作乐府之本志，则曰：“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此即其“采诗”“讽谏”之旨意也。《新乐府》以此篇为结后之作，正如常山之蛇尾，与首篇有互相救护之用。其组织严密，非后世摹仿者所能企及也。
《新乐府·采诗官》，《元白》
（附）
综观吾国之文学作品，一篇之文，一首之诗，其间结构组织，出于名家之手者，则甚精密，且有系统。然若为集合多篇之文多首之诗而成之巨制，即使出自名家之手，亦不过取多数无系统或各自独立之单篇诗文，汇为一书耳。其中固有例外之作，如刘彦和之《文心雕龙》，其书或受佛教论藏之影响，以轶出本文范围，故不置论。又如白乐天之《新乐府》，则拙著《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章中言之已详，亦不赘论。至于吾国小说，则其结构远不如西洋小说之精密。在欧洲小说未经翻译为中文以前，凡吾国著名之小说，如《水浒传》《石头记》与《儒林外史》等书，其结构皆甚可议。寅恪读此类书甚少，但知有《儿女英雄传》一种，殊为例外。其书乃反《红楼梦》之作，世人以其内容不甚丰富，往往轻视之。然其结构精密，颇有系统，转胜于曹书，在欧西小说未输入吾国以前，为罕见之著述也。哈葛德者，其文学地位在英文中，并非高品。所著小说传入中国后，当时桐城派古文名家林畏庐深赏其文，至比之史迁。能读英文者，颇怪其拟于不伦。实则琴南深受古文义法之薰习，甚知结构之必要，而吾国长篇小说，则此缺点最为显著，历来文学名家轻视小说，亦由于是。（桐城派名家吴挚甫序严译《天演论》，谓文有三害，小说乃其一。文选派名家王壬秋鄙韩退之、侯朝宗之文，谓其同于小说。）一旦忽见哈氏小说，结构精密，遂惊叹不已，不觉以其平日所最崇拜之司马子长相比也。今观《再生缘》为续《玉钏缘》之书，而《玉钏缘》之文冗长支蔓殊无系统结构，与《再生缘》之结构精密、系统分明者，实有天渊之别。若非端生之天才卓越，何以得至此乎？总之，不支蔓有系统，在吾国作品中，如为短篇，其作者精力尚能顾及，文字剪裁，亦可整齐。若是长篇巨制，文字逾数十百万言，如弹词之体者，求一叙述有重点中心，结构无夹杂骈枝等病之作，以寅恪所知，要以《再生缘》为弹词中第一部书也。端生之书若是，端生之才可知，在吾国文学史中，亦不多见。但世人往往不甚注意，故特标出之如此。
《论再生缘》，《寒柳》
碑志之文自古至今多是虚美之词，不独乐天当时为然。韩昌黎志在春秋，欲“作唐一经，诛奸佞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而其撰韩宏碑则殊非实录。此篇（按：白居易《新乐府·青石》）
标举段颜之忠业，以劝人臣之事君。若昌黎之曲为养寇自重之藩镇讳者，视之宁无愧乎？前言昌黎欲作《唐春秋》，而不能就。乐天则作《新乐府》，以拟三百篇，有志竟成。于此虽不欲论二公之是非高下，然读此篇者，取刘义之言以相参证，亦足见当时社会风气之一斑。
《新乐府·青石》，《元白》
又取乐天此篇“有一征夫年七十，见弄凉州低面泣”与《骠国乐》“时有击壤老农夫，暗测君心闲独语”及《秦中吟·买花》“有一田舍翁”“低头独长叹”相较，其笔法正复相同，此为乐天最擅长者。
《新乐府·西凉伎》，《元白》
《顺宗实录》中最为宦官所不满者，当是述永贞内禅一节，然其书宫市事，亦涉及内官，自亦为修定本所删削。今传世之《顺宗实录》乃昌黎之原本，故犹得从而窥见当日宫市病民之实况，而乐天此篇竟与之吻合。于此可知白氏之诗，诚足当诗史。比之少陵之作，殊无愧色。其《寄唐生》诗中所谓“转作乐府诗”“不惧权豪怒”者，洵非夸词也。
《新乐府·卖炭翁》，《元白》
◎ 文学杂说
据此可知，唐代好诗之主，皆喜观览当时文士作品。但帝王深居九重，与通常人民隔绝，非经由宦寺之手，必无从得见此等当时新作品。……由是言之，《长恨歌》之所以为宪宗所深赏，并阉寺视为与彼类无涉之作品，可以推知。
《元白》附校补记
夫元白二公，诗友也，亦诗敌也。故二人之间，互相仿效，各自改创，以蕲进益。有仿效，然后有似同之处。有改创，然后有立异之点。傥综合二公之作品，区分其题目体裁，考定其制作年月，详绎其意旨词句，即可知二公之于所极意之作，其经营下笔时，皆有其诗友或诗敌之作品在心目中，仿效改创，从同立异，以求超胜，决非广泛交际率尔酬和所为也。关于此义，寅恪已于《长恨歌》《琵琶引》《连昌宫词》诸章阐明之，兹亦可取用参证，即所谓比较之研究是也。
《古题乐府》，《元白》
乐天深赏梦得诗之处，即乐天自觉其所作逊于刘诗之处。此杜少陵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者，非他人，尤非功力远不及己之人，所能置喙也。
《白乐天与刘梦得之诗》，《元白》
类书之作，本为便利属文，乐天尤喜编纂类书，如《策林》之类。盖其初原为供一己之使用，其后乃兼利他人也。唐世应进士制科之举子，固须玩习类书，以为决科射策之需，而文学侍从之臣，亦必翻检类书，以供起草代言之用。
《新乐府·七德舞》，《元白》
◎ 名篇散论
今《离骚》篇首以“摄提贞于孟陬”为言，固历元用寅之义也，篇末以从彭咸之遗则为结……由是推之，《离骚》当与道家有关……
《崔浩与寇谦之》，《初编》
陶渊明《桃花源记》寓意之文，亦纪实之文也。
《桃花源记旁证》，《初编》
然据《后汉书·南蛮传》章怀注引干宝《晋记》，知庐江郡之地即士行（按：陶侃）
乡里所在，原为溪族杂处区域，而士行后裔一代逸民之《桃花源记》本属根据实事，加以理想化之作……
《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初编》
《桃花源记》为描写当时坞壁之生活，而加以理想化者，非全无根据之文也。……惟有一事特可注意者，即渊明理想中之社会无君臣官长尊卑名分之制度，王介甫《桃源行》“虽有父子无君臣”之句深得其旨，盖此文乃是自然而非名教之作品，借以表示其不与刘寄奴新政权合作之意也。
《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初编》
……其文理连贯，逻辑明晰，非仅善于咏事，亦更善于说理也。少陵为中国第一诗人，其被困长安时所作之诗，如《哀江头》《哀王孙》诸篇，古今称其文词之美，忠义之忱，或取与王右丞“凝碧池头”之句连类为说。殊不知摩诘艺术禅学，固有过于少陵之处，然少陵推理之明，料事之确，则远非右丞所能几及。由此言之，古今治杜诗者虽众，而于少陵之为人，似犹知之未尽。
《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二编》
《连昌宫词》末章“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之语，与后来穆宗敬宗两朝之政治尤有关系……当宪宗之世，主持用兵者，宰相中有李吉甫武元衡裴度诸人，宦官中则有吐突承璀。然宦官亦有朋党，与士大夫相似。其弑宪宗立穆宗及杀吐突承璀之诸宦官，世号为“元和逆党”。崔潭峻者，此逆党中之一人。故“消兵”之说，为“元和逆党”及长庆初得志于朝之士大夫所主持。……但《连昌宫词》末章之语，同于萧俛段文昌“消兵”之说，宜其特承穆宗知赏，而为裴晋公所甚不能堪。此则读是诗者，于知人论世之义，不可不留意及之也。
《连昌宫词》，《元白》
夫潭峻既为拥立穆宗之元和逆党中人，其主张“销兵”自不待言，于是知元才子《连昌宫词》全篇主旨所在之结句“努力庙谟休用兵”一语，实关涉当时政局国策，世之治史读诗者幸勿等闲放过也。
《唐代》中篇
狐能为怪之说，由来久矣。而幻为美女以惑人之物语，则恐是中唐以来方始盛传者。
《新乐府·古冢狐》，《元白》
杜公此诗（按：《咏怀古迹》）
实一《哀江南赋》之缩本。
《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二编》
寅恪于论《长恨歌》时，已言乐天之诗句与陈鸿之传文所以特为佳胜者，实在其后半节畅述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之关系，而此种物语之增加，则由汉武帝李夫人故事转化而来。此篇以李夫人为题，即取《长恨歌》及《传》改缩写成者也。……盖此篇实可以《长恨歌》著者自撰之笺注视之也，而今世之知此义者不多矣。
《新乐府·李夫人》，《元白》
又李义山《马嵬》七律首二句“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实为绝唱，然必系受《长恨歌》“忽闻海上有仙山”一节之暗示无疑。否则义山虽才思过人，恐亦不能构想及此。故寅恪尝谓此诗乃《长恨歌》最佳之缩本也。
《长恨歌》，《元白》
往岁读《咏怀堂集》（按：阮大铖《咏怀堂诗集》）
，颇喜之，以为可与严惟中之《钤山》（按：《钤山堂集》）
，王修微之《樾馆》（按：《樾馆诗》）
两集，同是有明一代诗什之佼佼者，至所著诸剧本中，《燕子笺》《春灯谜》二曲，尤推佳作。其痛陈错认之意，情辞可悯。此固文人文过饰非之伎俩，但东林少年似亦持之太急，杜绝其悔改自新之路，竟以“防乱”为言，遂酿成仇怨报复之举动，国事大局，益不可收拾矣。
《别传》第五章
牧斋平生所赋长篇五言排律如《有美诗》《哭稼轩留守相公》及此诗等，皆极意经营之作，而此篇中以蒙古比建州，所用典故如“诈马”“只孙”“怯薛”等，岂俭腹之妄庸巨子自称不读唐以后书者所能办。
《别传》第五章
……此叠八首，不独限于个人儿女离别之私情，亦关民族兴亡之大计。吾人至今读之，犹有余恸焉。《投笔集》诸诗摹拟少陵，入其堂奥，自不待言。且此集牧斋诸诗中颇多军国之关键，为其所身预者，与少陵之诗仅为得诸远道传闻及追忆故国平居者有异。故就此点而论，《投笔》一集实为明清之诗史，较杜陵尤胜一筹，乃三百年来之绝大著作也。
《别传》第五章
寅恪尝论河东君之作品，应推此诗（按：《次韵奉答》）
及《金明池·咏寒柳》词为明末最佳之诗词。当日胜流均不敢与抗手……
《别传》第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