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
《隋唐》二
河陇一隅所以经历东汉末、西晋、北朝长久之乱世而能保存汉代中原之学术者，不外前文所言家世与地域之二点，易言之，即公立学校之沦废，学术之中心移于家族，太学博士之传授变为家人父子之世业，所谓南北朝之家学者是也。又学术之传授既移于家族，则京邑与学术之关系不似前此之重要。当中原扰乱京洛丘墟之时，苟边隅之地尚能维持和平秩序，则家族之学术亦得借以遗传不坠。
《隋唐》二
……足知当日学术中心在家族而不在学校，凉州一隅，其秩序较中原为安全，故其所保存者亦较中原为多。
《隋唐》二
但东汉学术之重心在京师之太学，学术与政治之关锁则为经学，盖以通经义、励名行为仕宦之途径，而致身通显也。自东汉末年中原丧乱以后，学术重心自京师之太学移转于地方之豪族，学术本身虽亦有变迁，然其与政治之关锁仍循其东汉以来通经义、励名行以致从政之一贯轨辙。
《唐代》中篇
盖有自东汉末年之乱，首都洛阳之太学，失其为全国文化学术中心之地位，虽西晋混一区宇，洛阳太学稍复旧观，然为时未久，影响不深。故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中原经五胡之乱，而学术文化尚能保持不坠者，固由地方大族之力，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
《崔浩与寇谦之》，《初编》
东晋元帝者，南来北人集团之领袖。吴郡顾荣者，江东士族之代表。元帝所谓“国土”者，即孙吴之国土。所谓“人”者，即顾荣代表江东士族之诸人。当日北人南来者之心理及江东士族对此种情势之态度可于两人问答数语中窥知。顾荣之答语乃允许北人寄居江左，与之合作之默契。此两方协定既成，南人与北人戮力同心，共御外侮，而赤县神州免于全部陆沉，东晋南朝三百年之世局因是决定矣。
《述东晋王导之功业》，《初编》
东晋南朝官吏接士人则用北语，庶人则用吴语，是士人皆北语阶级，而庶人皆吴语阶级……琅邪王导本北人，沛国刘惔亦是北人，而又皆士族。然则导何故用吴语接之？盖东晋之初，基业未固，导欲笼络江东之人心，作吴语者，乃其开济政策之一端也。……然此不过一时之权略，自不可执以为江左三百载之常规明矣。
《东晋南朝之吴语》，《二编》
后来北魏孝文帝为诸弟聘汉人士族之女为妃及禁止鲜卑人用鲜卑语，施行汉化政策，借以巩固鲜卑统治地位，正与王导以笼络吴人之故求婚陆氏强作吴语者，正复暗合。……吴语者当时统治阶级之北人及江左吴人士族所同羞用之方言，王导乃不惜屈尊为之，故宜为北人名士所笑，而导之苦心可以推见也。
《述东晋王导之功业》，《初编》
总而言之，西晋末年北人被迫南徙孙吴旧壤，当时胡羯强盛，而江东之实力掌握于孙吴旧统治阶级之手，一般庶族势力微薄，观陈敏之败亡，可以为证。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也。……呜呼！当永嘉之世，九州空荒，但仅存江南吴土尚得称康平丰盛者，是谁之力欤？
《述东晋王导之功业》，《初编》
世人以为王右军谢康乐为吾国文学艺术史上特出之人物，其欣赏自然界美景之能力甚高，而浙东山水佳胜，故于此区域作“求田问舍”之计，此说固亦可通，但难解释阳羡溪山之幽美甲于江左，而又在长江流域，王、谢诸名士何以舍近就远，东过浙江“求田问舍”，特留此幽美之溪山，以待后贤之游赏耶？鄙意阳羡溪山虽美，然在“杀虎斩蛟”之义兴周氏势力范围以内，王、谢诸名士之先世及本身断不敢亦不能与此吴地豪雄大族竞争。故唯有舍幽美之胜地，远至与王导座上群胡同类任姓客所居临海郡接近之区域，为养生适意之“乐园”耳。由此言之，北来上层社会阶级虽在建业首都作政治之活动，然其殖产兴利为经济之开发，则在会稽临海间之地域。故此一带区域亦是北来上层社会阶级所居住之地也。
《述东晋王导之功业》，《初编》
刘陈二族，出自寒微，以武功特起。二萧氏之家世，虽较胜于宋陈帝室，然本为将家，亦非文化显族，自可以善战之社会阶级视之。然则南朝之政治史概括言之，乃北人中善战之武装寒族为君主领袖，而北人中不善战之文化高门，为公卿辅佐。互相利用，以成此江左数百年北人统治之世局也。……然江左侨寓之寒族北人，至南朝后期，即梁代亦成为不善战之民族。当时政府乃不能不重用新自北方南来之降人以为将帅。及侯景变起，梁室恃以抗御及平定此乱者，固为新来之北人，而江陵朝廷所倚之纾难求急之将领，亦竟舍囚系待决之逆羯降酋莫属。斯诚江左世局之一大变。无怪乎陈室之兴起，其所任大将多为南方土豪洞主，与东晋刘宋之时，情势迥异。若非隋文灭陈，江左偏安之局于是告终，否则，依当时大势所趋推之，陈室皇位，终必为其武将首领所篡夺。江东大宝或不免轮转而入于南方土族之手耶？
《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初编》
侯景之乱，不仅于南朝政治上为巨变，并在江东社会上，亦为一划分时期之大事。其故即在所谓岩穴村屯之豪长乃乘此役兴起，造成南朝民族及社会阶级之变动。盖此等豪酋皆非汉末魏晋宋齐梁以来之三吴士族，而是江左土人，即魏伯起所谓巴蜀溪俚诸族。是等族类在此以前除少数例外，大抵为被压迫之下层民族，不得预闻南朝之大政及居社会高等地位者也。
南朝当侯景乱兴，中央政权崩溃之际，岩穴村屯之豪酋乘机竞起，或把持军队，或割据地域，大抵不出二种方式：一为率兵入援建邺，因而坐拥大兵。一为啸聚徒众，乘州郡主将率兵勤王之会，以依法形式，或势力强迫，取代其位。
《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初编》
北人渡江至梁时已失去统治的力量。故武将求之于北魏降将（侯景），宰相求之于吴寒人（朱异）。
《两晋南北朝史料》，《梁方仲笔记》
梁之灭亡事实上即等于南朝之灭亡。永嘉南渡之北人几尽死于台城，其自陕西南下汉水居于江陵一带之北人（文化北人），江陵破时又为西魏所杀所掳。梁亡结束了永嘉北人南渡之局面。
《两晋南北朝史料》，《梁方仲笔记》
……可知对于中原甲姓，压抑摧毁，其事创始于太宗，而高宗继述之，遂成李唐帝室传统之政略。魏晋以来门第之政治社会制度风气，以是而渐次颓坏毁灭，实古今世局转移升降枢机之所在，其事之影响于当时及后世者至深且久。兹考李唐氏族所出，因略推论其因果关系，附于篇末，以为治唐史者之一助。
《李唐氏族之推测》，《二编》
自武则天专政破格用人后，外廷之显贵多为以文学特见拔擢之人。而玄宗御宇，开元为极盛之世，其名臣大抵为武后所奖用者。及代宗大历时常衮当国，非以辞赋登科者莫得进用。自德宗以后，其宰相大抵皆由当日文章之士由翰林学术升任者也。……可知进士之科虽设于隋代，而其特见尊重，以为全国人民出仕之唯一正途，实始于唐高宗之代，即武曌专政之时。及至玄宗，其局势遂成凝定，迄于后代，因而不改。故科举制之崇重与府兵制之破坏俱起于武后，成于玄宗。其时代之符合，决非偶然也。……可知唐代自安史乱后，其宰相大抵为以文学进身之人。此新兴阶级之崛起，乃武则天至唐玄宗七八十年间逐渐转移消灭宇文泰以来胡汉六镇民族旧统治阶级之结果。若取《新唐书》《宰相表》及《宰相世系表》与《列传》所载其人之家世籍贯及出身等互相参证，于此三百年间外廷士大夫阶级废兴转移之大势尤易明了也。
《唐代》上篇
开元时如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先后任将相，此诸人皆为武曌所拔用，故亦皆是武氏之党，固不待论。即天宝时最有实权之宰相，先为李林甫，后为杨国忠，此二人之任用实与力士有直接或间接之关系，故亦不可谓不与武氏有关系也。此武氏政治势力自高宗初年至玄宗末年虽经神龙之复辟，而历久不衰之主因，力士在玄宗朝其地位重要亦可以推知矣。
《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初编》
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此点在河北即所谓山东地域尤为显著，实与唐高宗、武则天后之专尚进士科，以文词为清流仕进之唯一途径者大有不同也。由此可设一假定之说：即唐代士大夫中其主张经学为正宗、薄进士为浮冶者，大抵出于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之旧家也。其由进士出身而以浮华放浪著称者，多为高宗、武后以来君主所提拔之新兴统治阶级也。其间山东旧族亦有由进士出身，而放浪才华之人或为公卿高门之子弟者，则因旧日之士族既已沦替，乃与新兴阶级渐染混同，而新兴阶级虽已取得统治地位，仍未具旧日山东旧族之礼法门风，其子弟逞才放浪之习气犹不能改易也。总之，两种新旧不同之士大夫阶级空间时间既非绝对隔离，自不能无传染薰习之事。但两者分野之界画要必于其社会历史背景求之，然后唐代士大夫最大党派如牛李诸党之如何构成，以及其与内廷阉寺之党派互相钩结利用之隐微本末，始可以豁然通解……
《唐代》中篇
牛李两党既产生于同一时间，而地域又相错杂，则其互受影响，自不能免，但此为少数之特例，非原则之大概也。故互受影响一事可以不论，所可论者约有三端：一曰牛李两党之对立，其根本在两晋、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之新兴阶级两者互不相容……
《唐代》中篇
就牛李党人在唐代政治史之进退历程言之，两党虽俱有悠久之历史社会背景，但其表面形式化则在宪宗之世。此后纷乱斗争，愈久愈烈。至文宗朝为两党参错并进，竞逐最剧之时。武宗朝为李党全盛时期，宣宗朝为牛党全盛时期，宣宗以后士大夫朋党似已渐次消泯，无复前此两党对立、生死搏斗之迹象，此读史者所习知也。
《唐代》中篇
赵郡李氏、荥阳郑氏俱是北朝数百年来显著之士族，实可以代表唐代士大夫中主要之一派者。而德裕及覃父子又世为宰相，其社会历史之背景既无不相同，宜其共结一党，深恶进士之科也。《文选》为李氏所鄙视，石经为郑覃所建刊，其学术趣向殆有关家世遗传，不可仅以个人之偶然好恶为解释。否则李文饶固有唐一代不属于复古派之文雄，何以亦薄《文选》之书？推究其故，岂不以“熟精《文选》理”乃进士词科之人即高宗、武后以后新兴阶级之所致力，实与山东旧族以经术礼法为其家学门风者迥然殊异，不能相容耶？南北朝社会以婚宦二端判别人物流品之高下，唐代犹承其风习而不改，此治史者所共知。
《唐代》中篇
李栖筠既不得已舍弃其累世之产业，徙居异地，失其经济来源，其生计所受影响之巨，自无待言。又旅居异地，若无尊显之官职，则并其家前此之社会地位亦失坠之矣。夫李氏为豪纵之强宗，栖筠又是才智不群之人，自不能屈就其他凡庸仕进之途径，如明经科之类，因此不得不举进士科。举进士科，则与其他高宗武则天后新兴之士大夫阶级利害冲突。此山东旧族之李党所以与新兴词科进士阶级之牛党不能并存共立之主因。然非河北士族由胡族之侵入，失其累世之根据地，亦不致此。斯则中古政治社会上之大事变，昔人似未尝注意，故因李栖筠自赵徙卫事，略发其覆如此，以待治国史考世变之君子论定焉。
《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二编》
盖陈郑为李（德裕）党，李杨为牛党，经术乃两晋、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传统之旧家学，词彩则高宗、武后之后崛兴阶级之新工具。至孤立地胄之分别，乃因唐代自进士科新兴阶级成立后，其政治社会之地位逐渐扩大……迨其拔起寒微之后，用科举座主门生及同门等关系，勾结朋党，互相援助，如杨于陵、嗣复及杨虞卿、汝士等，一门父子兄弟俱以进士起家，致身通显，转成世家名族，遂不得不崇尚地胄，以巩固其新贵党类之门阀，而拔引孤寒之美德高名翻让与山东旧族之李德裕矣，斯亦数百年间之一大世变也……
《唐代》中篇
李德裕所谓朋党，即指新兴阶级浮薄之士借进士科举制度座主门生同门等关系缔结之牛党也。
《唐代》中篇
唐代贡举名目虽多，大要可分为进士及明经二科。进士科主文词，高宗、武后以后之新学也；明经科专经术，两晋、北朝以来之旧学也。究其所学之殊，实由门族之异。故观唐代自高宗、武后以后朝廷及民间重进士而轻明经之记载，则知代表此二科之不同社会阶级在此三百年间升沉转变之概状矣。
《唐代》中篇
……据此得见唐代当日社会风尚之重进士轻明经。微之年十五以明经擢第，而其后复举制科者，乃改正其由明经出身之途径，正如其弃寒族之双文，而婚高门之韦氏。于仕于婚，皆不惮改辙，以增高其政治社会之地位者也。
《艳诗及悼亡诗》，《元白》
……则贞元以后宰相多以翰林学士为之，而翰林学士复出自进士词科之高选，山东旧族苟欲致身通显，自宜趋赴进士之科，此山东旧族所以多由进士出身，与新兴阶级同化，而新兴阶级复已累代贵仕，转成乔木世臣之家矣。
《唐代》中篇
然唐末黄巢失败后，朱全忠遂执统治之大权。凡借进士词科仕进之士大夫，不论其为旧族或新门，俱目为清流，而使同罹白马之祸，斯又中古政治社会之一大变也。又唐代新兴之进士词科阶级异于山东之礼法旧门者，尤在其放浪不羁之风习。故唐之进士一科与倡伎文学有密切关系，孙棨《北里志》所载即是一证。又如韩偓以忠节著闻，其平生著述中《香奁》一集，淫艳之词亦大抵应进士举时所作。然则进士之科其中固多浮薄之士，李德裕、郑覃之言殊未可厚非，而数百年社会阶级之背景实与有关涉，抑又可知矣。
《唐代》中篇
故微之纵是旧族，亦同化于新兴阶级，即高宗武后以来所拔起之家门，用进士词科以致身通显，由翰林学士而至宰相者。此种社会阶级重词赋而不重经学（微之虽以明经举，然当日此科记诵字句而已，不足言通经也），尚才华而不尚礼法，以故唐代进士科，为浮薄放荡之徒所归聚，与倡伎文学殊有关联。观孙棨《北里志》，及韩偓《香奁集》，即其例证。宜乎郑覃李德裕以山东士族礼法家风之立场，欲废其科，而斥其人也。
《艳诗及悼亡诗》，《元白》
夫两派既势不并立，自然各就其气类所近招求同党，于是两种不同社会阶级争取政治地位之竞争，遂因此表面形式化矣。及其后斗争之程度随时间之久长逐渐增剧，当日士大夫纵欲置身于局外之中立，亦几不可能。如牛党白居易之以消极被容（乐天幸生世较早耳，若升朝更晚，恐亦难幸免也），柳仲郢之以行谊见谅，可谓例外。其余之人若无固定显明之表示，如出入牛李未能始终属于一党之李商隐，则卒为两党所俱不收，而“名宦不进，坎壈终身”。此点为研究唐代中晚之际士大夫身世之最要关键，甚不可忽略者也。
《唐代》中篇
……唐代自高宗武则天以后，由文词科举进身之新兴阶级，大抵放荡而不拘守礼法，与山东旧日士族甚异。……乐天亦此新兴阶级之一人，其所为如此，固不足怪也。
《琵琶引》，《元白》
拙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论牛李党之分野，以为李党乃出自魏晋北朝以来之山东旧门，而牛党则多为高宗武后以来，用进士词科致身通显之新兴寒族，乐天即为以文学进用之寒族也。……此次制科考策，牛李之诋斥吉甫，或不免太甚，而吉甫亦报复过酷。自此两种不同社会阶级，夺取政治地位之竞争，遂表面形成化矣。乐天牛党也，故于此时亦密谏其事。
《新乐府·涧底松》，《元白》
至于李商隐之出自新兴阶级，本应始终属于牛党，方合当时社会阶级之道德，乃忽结婚李党之王氏，以图仕进。不仅牛党目以放利背恩，恐李党亦鄙其轻薄无操。斯义山所以虽秉负绝代之才，复经出入李牛之党，而终于锦瑟年华惘然梦觉者欤？此五十载词人之凄凉身世固极可哀伤，而数百年社会之压迫气流尤为可畏者也。
《唐代》中篇
唐代党争，昔人皆无满意之解释，今日治史者以社会阶级背景为说，颇具新意，而义山出入李、刘（牛），卒遭困厄之故，亦得通解。此关于史学方面今人又较胜于古人者也。
（按：此自评也。）
《李炎全学士论文李义山无题诗试释评语》，《杂稿》
牧斋此时憎鹅笼公（按：指周延儒）
，而爱河东君。其在明南都未倾覆以前，虽不必以老归空门为烟幕弹，然早已博通内典，于释氏冤亲平等之说，必所习闻。寅恪尝怪玉谿生徘徊牛李两党之间，赋咏柳枝燕台诸句。但检其集中又有“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之语，可见能知而不能行者，匪独牧斋一人，此古今所同慨也。
《别传》第四章
东汉中晚之世，其统治阶级可分为两类人群。一为内廷之阉宦。一为外廷之士大夫。阉宦之出身大抵为非儒家之寒族，所谓“乞匄（丐）
携养”之类。……主要之士大夫，其出身则大抵为地方豪族，或间以小族，然绝大多数则为儒家之信徒也。……然则当东汉之季，其士大夫宗经义，而阉宦则尚文辞。士大夫贵仁孝，而阉宦则重智术。盖渊源已异，其衍变所致，自大不相同也。
魏为东汉内廷阉宦阶级之代表，晋则外廷士大夫阶级之代表。故魏、晋之兴亡递嬗乃东汉晚年两统治阶级之竞争胜败问题。自来史家惟以曹魏、司马晋两姓之关系目之，殊未尽史事之真相也。本来汉末士大夫阶级之代表人袁绍，其凭借深厚，远过于阉宦阶级之代表人曹操，而官渡一战，曹氏胜，袁氏败。于是当时士大夫阶级乃不得不隐忍屈辱，暂与曹氏合作，但乘机恢复之念，未始或忘也。东汉末世与曹孟德合作诸士大夫，官渡战后五十年间多已死亡，而司马仲达，其年少于孟德二十四岁，又后死三十一年，乘曹氏子孙孱弱昏庸之际，以垂死之年，奋起一击。二子师、昭承其遗业，终于颠覆魏鼎，取而代之，尽复东汉时代士大夫阶级统治全盛之局。此固孟德当时所不及料，而仲达非仅如蒋济之流，老寿久存，遂得成功。实由其坚忍阴毒，有迥出汉末同时儒家迂缓无能之上者。……故孟德三令，非仅一时求才之旨意，实标明其政策所在，而为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之大变革。顾亭林论此，虽极骇叹，然尚未尽孟德当时之隐秘。盖孟德出身阉宦家庭，而阉宦之人，在儒家经典教义中不能取有政治上之地位。若不对此不两立之教义，摧陷廓清之，则本身无以立足，更无从与士大夫阶级之袁氏等相竞争也。然则此三令者，可视为曹魏皇室大政方针之宣言。与之同者，即是曹党，与之异者，即是与曹氏为敌之党派，可以断言矣。
《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锺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初编》
汉祚将倾，以常情论，继之者似当为儒士阶级“四世三公”之汝南袁氏，而非宦寺阶级“坠阉遗丑”之沛国曹氏，然而建安五年官渡之战，以兵略运粮之偶然关系，袁氏败而曹氏胜，遂定后来曹魏代汉之局，论史者往往以此战为绍、操二人或汉、魏两朝成败兴亡之关键，斯固然矣，而不知此战实亦决定东汉中晚以后掌握政权儒士与阉宦两大社会阶级之胜负升降也。东汉儒家大族之潜势力极大，虽一时暂屈服于法家寒族之曹魏政权，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故必伺隙而动，以恢复其旧有之地位。河内司马氏，虽即承曹叡之庸弱，渐握政权，至杀曹爽以后，父子兄弟相继秉政，不及二十年，遂成帝业。……司马氏之帝业，乃由当时之儒家大族拥戴而成，故西晋篡魏亦可谓之东汉儒家大族之复兴。典午开国之重要设施，如复五等之爵，罢州郡之兵，以及帝王躬行三年之丧礼等，皆与儒家有关，可为明证。其最可注意者，则为厘定刑律，增撰《周官》为诸侯律一篇。两汉之时虽颇以经义折狱，又议论政事，解释经传，往往取儒家教义，与汉律之文比傅引伸，但汉家法律，实本嬴秦之旧，虽有马、郑诸儒为之章句，并未尝以儒家经典为法律条文也。然则中国儒家政治理想之书如《周官》者，典午以前，固已尊为圣经，而西晋以后复更成为国法矣，此亦古今之巨变，推原其故，实亦由司马氏出身于东汉儒家大族有以致之也。
《崔浩与寇谦之》，《初编》
东汉末年，刘氏虽为皇帝，但统治权实在处廷儒家大族及内廷宦官掌握之中，经过黄巾董卓之乱，刘氏做皇帝之虚名，亦难保持。似乎代替刘氏做皇帝之人物，应在儒家大族，而袁绍乃此集团之代表，不料官渡一战，袁败而曹胜，此一役即为曹魏基业开始之划分点。所以建安五年“官渡之战”不仅是曹、袁个人之胜败，而是汉末两统治集团之胜败。
唐筼、黄萱《两晋南北朝史听课笔记片段》，《杂稿》
在此奉长安文化为中心、恃东南财赋以存立集团之中，其统治阶级为此集团所占据地域内之二种人：一为受高深文化之汉族，且多为武则天专政以后所提拔之新兴阶级，所谓外廷之士大夫，大抵以文词科举进身者也；一为受汉化不深之蛮夷，或蛮夷化之汉人，故其人多出自边荒区域。凡自玄宗朝迄唐亡，一百五十年间身居内廷，实握政治及禁军之权者皆属此族，即阉寺之特殊阶级是也。
《唐代》上篇
唐代皇帝废立之权既归阉寺，皇帝居宫中亦是广义之模范监狱罪囚。刘季述等之废立不过执行故事之扩大化及表面化耳。唐代皇位继承之不固定，此役乃三百年间最后之结局。
《唐代》中篇
至于武曌之改唐为周，韦氏之潜移政柄，其转变不出闱闼之间，兵不血刃，而全国莫之能抗，则以“关中本位政策”施行以来，内重外轻之势所致也。然自玄宗末年安史叛乱之后，内外轻重之形势既与以前不同，中央政变除极少破例及极小限制外，大抵不决之于公开战争，而在宫廷之内以争取皇位继承之形式出之。于是皇位继承之无固定性及新旧君主接续之交，辄有政变发生，遂为唐代政治史之一大问题也。
《唐代》中篇
唐代自中叶以后，凡值新故君主替嬗之际，宫禁之中，几例有剧变，而阉宦实为此剧变之主动者。外廷之士大夫，则是宫禁之中阉宦党派斗争时及决胜后可怜之附属物与牺牲品耳！有唐一代之政治史中，此点关系至巨，特宫禁事秘，外间本不易知，而阉人复深忌甚讳，不欲外廷有所得闻。宪宗为中兴之英主，其声望更不同于他君，故元和一代，其君主与阉人始终之关系，后来之宦官尤欲隐秘之，以免其族类为士大夫众矢之的也。
《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二编》
中叶以前，唐之君主未失柄权，故女宠得以为祸。迨宦官执国政，君主充位而已。此中叶以后所以无外戚之祸也。
《札记一》新唐书之部
可知唐代阉寺多出自今之四川、广东、福建等省，在当时皆边徼蛮夷区域。其地下级人民所受汉化自甚浅薄，而宦官之姓氏又有不类汉姓者，故唐代阉寺中疑多是蛮族或蛮夷化之汉人也。
《唐代》上篇
牛李党派之争起于宪宗之世，宪宗为唐室中兴英主，其为政宗旨在矫正大历、贞元姑息苟安之积习，即用武力削平藩镇，重振中央政府之威望。当时主张用兵之士大夫大抵属于后来所谓李党，反对用兵之士大夫则多为李吉甫之政敌，即后来所谓牛党。而主持用兵之内廷阉寺一派又与外朝之李党互相呼应，自不待言。是以元和一朝此主用兵派之阉寺始终柄权，用兵之政策因得以维持不改。及内廷阉寺党派竞争既烈，宪宗为别一反对派之阉寺所弑，穆宗因此辈弑逆徒党之拥立而即帝位，于是“销兵”之议行，而朝局大变矣。
《唐代》中篇
内廷阉寺中吐突承璀之党即主张用兵之党既失败，其反对党得胜，拥立穆宗，故外朝宰相即此反对党之附属品，自然亦不主张用兵，而“销兵”之议遂成长庆一朝之国策矣。
《唐代》中篇
夫唐代河朔藩镇有长久之民族社会文化背景，是以去之不易，而牛李党之政治社会文化背景尤长久于河朔藩镇，且此两党所连结之宫禁阉寺，其社会文化背景之外更有种族问题，故文宗欲去士大夫之党诚甚难，而欲去内廷阉寺之党则尤难，所以卒受“甘露之祸”也。况士大夫之党乃阉寺党之附属品，阉寺既不能去，士大夫之党又何能去耶？及至唐之末世，士大夫阶级暂时联合，与阉寺全体敌抗，乃假借别一社会阶级即黄巢余党朱全忠之武力，终能除去阉寺之党。但士大夫阶级本身旋罹摧残之酷，唐之皇室亦随以覆亡……
《唐代》中篇
鄙意外朝士大夫朋党之动态即内廷阉寺党派之反影。内廷阉寺为主动，外朝士大夫为被动。阉寺为两派同时并进，或某一时甲派进而乙派退，或某一时乙派进而甲派退，则外朝之士大夫亦为两党同时并进，或某一时甲党进而乙党退，或某一时乙党进而甲党退。迄至后来内廷之阉寺“合为一片”全体对外之时，则内廷阉寺与外廷士大夫成为生死不两立之仇敌集团，终于事势既究，乞援外力，遂同受别一武装社会阶级之宰割矣。
《唐代》中篇
由宪宗朝至文宗朝，牛李争斗虽剧，而互有进退。武宗朝为始终李党当国时期，宣宗朝宰相则属于牛党，但宣宗以后不复闻剧烈之党争。究其所以然之故，自来未有言之者，若依寅恪前所论证，外朝士大夫党派乃内廷阉寺党派之应声虫，或附属品，傥阉寺起族类之自觉，其间不发生甚剧之党争，而能团结一致以对外者，则与外朝诸臣无分别连结之必要，而士大夫之党既失其各别之内助，其竞争遂亦不得不终归消歇也。
《唐代》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