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

达耳闻 · 发表于昨天 13:32

曾巩是唐宋八大家里最没存在感的那位。可他的一生，却是长兄如父这句话的生动写照。
他一个人带大四个弟弟和九个妹妹，奉养九十多岁的祖母和继母朱氏还有瘫痪的大哥。用自己的前半生，换来四个弟弟的前程和一大家子人的温饱。
他崇拜的人是范仲淹，所以在六十岁那年，他买下了临川西岗那片最好的良田，办了曾氏义田，并定下规矩：接济本族的贫弱族人，还规定自己一房的子孙不能享用这份义田的收益。
他这么做，是因为他吃过太多的苦，不想族人也像他一样吃苦，他淋过雨，所以愿意为后面的人撑伞。
一切都要从他二十八岁那年说起。
那年他父亲病逝，家里穷，没钱下葬。是他这个二儿子，披麻戴孝，一路扶着灵柩，从京城把父亲送回了临川老家安葬。
可推开家门那一刻，他知道，自己的人生从此要往后放了。
家里有一个九十多岁的祖母卧病在床，继母朱氏带着一群孩子泪眼婆娑，大哥卧病在床撑不起事，下面四个弟弟，大的十来岁，小的还在喝奶；九个妹妹一个个嗷嗷待哺。十几口人，老的老，小的小，齐刷刷看着他。
继母把孩子们叫到跟前，抹着眼泪说：以后都要听你们二哥的话，只要你们兄弟里能有一两个人考上进士，这个家就还有指望，苦一点不算什么。
曾巩没说什么豪言壮语，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这一点头，就是十一年。
他带着全家在乡下置了几亩薄田，安顿下来。每天天不亮他就起来，挑水、劈柴、种地，操持十几口人的吃喝浆洗。等弟弟妹妹都起床了，就陪着他们读书写字。夜里弟妹们都睡熟了，他才点上一盏灯，就着昏黄的光读自己的书。
家里穷，每顿饭就煮一锅稀粥，一人一碗。他的小弟天真地问：二哥，这米粒怎么在水里游来游去。曾巩笑了笑，没说什么，就摸摸他的头。
看着正在长身体的几个弟弟，他总是先捞半碗粥粒给他们，再舀一勺米浆，弟弟们才吃得饱。他自己每次则喝最稀的米汤，米粒稀得都不用嚼，为了能多扛一会儿饿，他一喝就是几碗。
可下地种田是实打实的体力活，还没挥几下锄头，肚子就开始咕咕响了，再撒一泡尿，吃的就基本消化完了，他就这样挨着饿，一直撑到天黑。
那段时间他瘦得厉害，干体力活又吃不饱，能不瘦吗？但他眼里反而透露出一种刚毅的劲。
北宋那会还没有棉被，每到冬天，曾巩就让弟弟们和妹妹们各自挤在一张床上，把盖家里仅有的两条旧皮草给弟弟妹妹们。自己抱一床干稻草和一条芦花被，半冻半醒硬扛到天亮。
小弟曾肇七岁那年得了重病，乡里的大夫都看遍了仍不见好。曾巩二话不说，揣了两个冷饭团，徒步一百多里去外地请大夫。山路磨破了草鞋，脚底板渗着血，他也没停下脚步。回来后守在弟弟床边，三天三夜没合眼，喂药喂饭，端屎端尿。直到弟弟退了烧。
妹妹们的嫁妆，他提前好几年就开始攒。自己节衣缩食，连一支新毛笔都舍不得买，但每个妹妹出嫁，都备齐了体面的嫁妆，不让她们在婆家受半点委屈。
继母朱氏身子弱，常年吃药。每一碗药，他都要先尝一口冷热，再恭恭敬敬端到母亲面前。母亲心情不好，他就站在床边，陪着说些家常话，直到母亲气顺了才离开。
在他当家的这十一年里，他两次进京赶考，两次落第。
第一次落第，他对弟弟妹妹们笑着说：“这次没发挥好，下次就中了。” 夜里等所有人都睡了，他才躲在柴房里，捂着嘴掉眼泪。第二天一早，还是照样挑水做饭，辅导弟弟们功课。
旁人笑他，说他拖着一大家子累赘，还想考进士，简直是痴心妄想。他不辩解。他知道，他考的不是自己的功名，而是一大家子的活路。
第二次是嘉祐二年，他三十八岁。他带着弟弟曾牟、曾布、曾肇，还有两个妹夫，一同赶考。放榜那天，整个汴京都轰动了，曾家一门六口，全部高中进士。
揭榜的那一刻，他看着弟弟和妹婿的名字一个个出现在榜单上，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他想，父亲可以安息了，母亲不用再吃苦了，弟弟妹妹们，终于都有出路了。
人人都夸曾家祖坟冒了青烟，夸曾家兄弟才学过人。可没人知道，为了这一天，这个二哥，熬了整整十一年。别人二十多岁中进士，春风得意马蹄疾。他三十八岁才中，最好的年华，全给了这个家。
后来弟弟曾布官至宰相，曾肇也成了朝中重臣，妹妹们都嫁得安稳，曾家成了临川响当当的名门望族。可哪怕弟弟们都做了大官，他也还是那个操心的二哥。
弟弟们的仕途他要写信叮嘱，侄子侄女的学业他要亲自过问，族里谁家有难处，他第一个伸手接济。他这辈子，从来就没有“我自己”这个观念。睁眼是家人，闭眼还是家人。
他还把这份对家人的爱，带到了他上任的每一处地方。
越州那年闹大饥荒，粮价飞涨。别的官员忙着上奏朝廷等赈粮，他学范仲淹，贴出告示，允许富户自行定价格卖粮，又把官仓的粮拿出来，平价贷给农民当种子。
旁人都劝他，灾年放开粮价，要被弹劾的。他只说，等朝廷的粮运来，不知要饿死多少人。他太懂那种锅里见底、孩子睁着眼睛喊饿的滋味了。当年他守着一屋子弟弟妹妹，也是这么盼着一口粮的。
他逼着富户开了仓，又给农民留了种。那一年越州闹饥荒，却没人拖家带口逃荒，没人卖儿卖女活命。
后来到了齐州，城北年年闹水患。他说，修堤。然后亲自踩着泥去勘地形，算土方，带着民夫日夜守在工地上。
有天夜里突降暴雨，湖水漫过了刚筑好的堤基，民夫们吓得往后跑，喊都喊不住。他却提着一盏马灯，站在最靠前的土坡上，半步都没退。
他像当年站在自家屋门口一样，身后是一大家子人，退一步，家就塌了。如今堤后面是千家万户，他更不会退。
众人见一州的领导都站在水里不走，也就定了神，回头扛着土袋往堤上冲。那条北堤修起来，北水门立起来，齐州城从此百年不涝。直到今天，大明湖还留有当年他打下的石基，叫曾堤。
再后来南昌闹瘟疫，到处都是病死在路边的人。他二话不说，直接腾出州衙的官舍当病房，派郎中分片诊治，免费给汤药饭食，连过路的客商病倒了，都有人抬进去照料。
下属说，官衙是办公的地方，哪能住病人。他说，人命比官衙要紧。他见过小弟曾肇烧得通红的小脸，见过祖母卧病在床的模样，知道人在病里，最盼的就是有个地方遮身，有口热汤暖胃。
那年瘟疫闹得凶，周边州县死人无数，唯独洪州，很少有人死在路边。
元丰六年，曾巩病逝于江宁。
当时他已是名动天下的一代文宗。可翻遍他的居所，除了满架堆叠、页边泛黄的藏书，竟凑不出一副像样棺木的钱。
他一辈子的俸禄，要么贴补了族里的孤弱，要么投进了义田的收成，要么散给了灾年的百姓。活了六十五岁，他几乎没为自己花过什么。
很多人说，曾巩是唐宋八大家里最没存在感的那一个。他没有没有韩愈的刚猛，没有苏轼的潇洒，甚至连一篇人人会背的千古名篇，好像都数不出来。
可他不用文章做丰碑，也不用功名写春秋。
他的丰碑，是弟弟们身上笔挺的官袍，是族人们碗里热腾腾的米粥，是齐州堤岸下安稳的万家灯火，是洪州瘟疫里活下来的一条条人命。
他像一根老梁，扛住了摇摇欲坠的家，让弟妹们有地方遮风挡雨；他像一座旧桥，自己蹲在泥泞里，让身后的人蹚着他背，走到更高更远的地方去；他像一盏寒灯，燃尽了自己的光和热，把一家人的路、一方百姓的路、后世读书人的路，都一点点照亮了。
他吃过太多的苦，却仍给了世界最软的善。只要今天还有人是大哥带大的，知道长兄如父的不易，那他就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世间处处，都有他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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